皇帝欣然點頭，隨即微笑
“汲公勞苦功高。功高者不可以不賞，朕早已在府庫中預備下了，只要汲公推舉的工匠能于國有大利，朕便會賜予汲公金千斤，絲綢五千匹；還望大夫不要推辭。”
汲公不覺抬頭看了皇帝一眼賞賜大臣哪有提前告知的天子此舉，無非是將他汲黯當作了徙木立信的大旗，向朝中百官展示推舉能工巧匠后的巨大利益；有此榜樣在前，想來公孫弘、主父偃等必將一馬當先，爭先恐后舉薦工匠了。
只要于國有利，做大旗就大旗吧。汲公深深俯首“臣謝恩。”
如果以漢朝輝煌的產業升級為例，那么宋代以后的華夏王朝就簡直是不可以原諒他們的保守、自閉、冷漠是不能用客觀條件來推諉和解釋的。如果宋以后擁有造紙術、火藥與馬鐙的華夏都算是被客觀條件所局限的話，那么交通條件極為原始，尚且只能依賴竹簡來傳遞消息的漢朝，又是怎么完成它領先世界一千年的技術革命的呢
歸根到底，產業進步還是一件高度仰仗于人力、仰仗主觀意愿的事情。武皇帝時固然得天之幸，等到了戰國至秦以來冶鐵技術爆發的前夜；但技術進步從來不是水到渠成后就可以順理成章瓜熟蒂落的東西，技術的萌芽固然是珍貴的，但注意到這寶貴萌芽的敏銳目光，乃至持之以恒投入資金的強硬意志，才是決定一個文明命運的關鍵抉擇。
如果諸位意識不到這些品質是多么的珍貴，那么不妨將眼光放到一千年以后。自唐末五代以來，煉丹術士們開發出的火藥便已漸漸應用于攻城摧堅之中，那么，面對著這堪稱偉大的軍事變革，足以改寫一切戰場邏輯的技術，大宋庸庸碌碌數百年的大宋，被蠻夷滅國兩次的大宋，又有何作為
產業技術的飛躍當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運。但僅僅將技術歸之于珍稀與罕有的天命，則無疑是對武帝最大的侮辱。運氣或許是實力，但鑒別運氣、把握運氣需要更大、更堅決，更不可動搖的實力。
如果對武帝的水準與眼光沒有什么概念，我們可以稍稍舉一個案例。張騫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見到了蜀地生產的邛竹杖、布匹，是從身毒千里販運來的珍物；見多識廣的博遠侯立刻意識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嶺，必然有一條直通身毒的隱秘商路，而以此轉運漢地的貨物，不但可以避開西域匈奴人的侵擾，還能掌握對外貿易的主動權。
回朝張騫上報了猜想，皇帝的反應是“欣然”，立刻任命張騫為發間門使者，四道并出，鑿通蜀地商路，強力平定西南盤踞的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當然，相較于武帝開拓西域的偉業，他在西南商道的經營實際上是不足掛齒的。史記、漢書中均只有寥寥數筆而已。但卻正是這寥寥數筆的小事，反而愈發能凸顯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與平西域固然是輝煌的功業，但也恰恰因為它無可質疑的戰略地位，歷來便被漢帝視為頭等要事；所謂“復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從來都是念茲在茲，秣馬厲兵不敢稍忘；執行這偉大的戰略固然艱難，但至少決策上是不存在什么問題的。歷代皇帝已經反復思慮過了，繼嗣之君只需蕭規而曹隨即可。
但開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較于征伐匈奴歷時數帝的思慮，鑿通蜀地的依據不過只是張騫的一句話而已
張騫會不會在撒謊張騫會不會忽視了關鍵的消息開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彌補成本
每一個問題都無法回答，但偏偏每一個問題都是致命的。換言之，這是極端模糊、扭曲、充滿了信息迷霧的領域，朝廷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拒絕決策，選擇保守，將張騫的匯報一筆帶過。但也唯有在這樣模糊扭曲充滿信息迷霧的領域，武皇帝那種敏銳到嚇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脫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現出頂級政治家的能力。
僅憑一個使者在數千里外的異國他鄉聆聽到的只言片語，就果斷做出國策級別的調整，這在各種意義上都近乎于瘋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僅做了，還做得相當堅決，也相當成功他耗費巨資開辟的商道，后世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曰“茶馬古道”。自漢以降，西南商賦，蜀民生計，多半仰給于此；直至直至百年以前，華夏最黑暗、最慘酷的年代里，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斷的時候，困守西南的中國人所唯一能仰賴的物資補充渠道，還是這條古道。
什么叫光耀百代的判斷力什么叫遺澤子孫兩千年的決策這就是。
當然，鑒于記載的簡略，要從短短數句分析出武帝判斷的依據，是不大可能了。但縱覽史冊，撫古追今，所唯一能形容皇帝的，恐怕也只有留侯張良的那句“殆天授之”了真正是蒼天所授，人力很難理解。
說白了，武帝當朝數十年，用人施政上的錯誤算是應有盡有，甚至翻過巫蠱之禍這樣的大車，在政務的具體料理上未必能有那么突出；真正能令他高舉于歷史的頂點，乃至始皇帝與唐太宗亦有所不及的，恰恰是那種敏銳精準不可思議的戰略判斷武皇帝在執行上或許翻過車，但至二十二歲掌權伊始，他就從沒有在宏大的戰略決策中犯過一丁點的失誤，有過任何不該有的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