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停貿易”說得輕巧隴右多少人靠著西域往來通商的重利過活一旦切斷買賣，豈非等于活活逼人作亂
“宰相們也是這個見解。”李孝恭道“魏征魏相公更是直接發了話，說朝廷自西域及兩廣收來的利稅，三成都撥入長安太常倉，充作關中百官百吏的俸祿及賞賜。一旦貿易切斷利稅無以為繼，這個缺口他實在不知道該怎么彌補，只能請建議鎖國閉關的大臣們自己參詳。”
顯然，魏相公雖爾與皇帝與房玄齡與長孫無忌頗有爭執，但不過是執行道路細枝末節上無謂的爭論而已，在開關通商加強貿易上的決心從無動搖。當初將百官俸祿與外貿利稅掛鉤，便是出自他的建議。所謂動人錢財如殺人父母，無論再如何強勢的重臣，妄想要將滿朝上下的薪俸砸個一干二凈，那必定也是千夫所指，屁滾尿流。
但宰相的職責可不僅僅是反駁這些封閉保守一腦子漿糊的老臣，他們總得拿出方案才行。
長樂公主默然片刻，再次展開了麻紙。
總的來說，明朝末年的所謂九邊的“大崩潰”、“大審判”，算是帶明數百年來所有擺爛躺平不作為的總清算。要知道，直至天啟、崇禎年間，帶明大部分地域都依舊是“承平久矣”、“閭里寧謐”的太平氣象，絕無亂離的征兆。各種意義上，十七世紀中葉的帶明都是真的沒有亡國的道理，它算是被不作為的朝廷與發癲的皇帝給一起逼死的而在這一步步逼死的流程中，海外輸入的白銀居功至偉。
是的，賺錢都能把自己賺死，沒見過吧
自然，這小小的帶明震撼也不是白來的。帶明能作到這個地步，多半還要仰仗它那稀爛到匪夷所思的財政制度。雖爾貿易傲視群雄，但帶明的財政不但在同期的文明世界屬于丟人現眼的墊底水平，甚至于一路倒退萎縮，到了連兩宋都不如的地步，可謂是雄辯的扇了制度進步論者一個響亮的耳光我帶明的稅收制度連兩百年前的華夏都不如，你們沒見過吧
這種“不如”是相當離譜的。帶宋雖然武德穩居末位，但至少經濟上相當上心，號稱“歷代盤剝之法，本朝皆備”，不但稅賦沉重，還廣泛以國家力量介入商品的往來貿易之中，實行大規模的“禁榷”、“均輸”，朝廷親自下場搞官賣壟斷賺錢；為了靈活調動物資彌補虧空，發明了當時最為先進的紙鈔制度及人口調查制度，官員每年都要派遣鄉役調查“丁賬”，朝廷以御史監察彈劾，最大限度的掌握了國土上的人力物力。
而我帶明嘛，那是既沒有大規模國營壟斷的本事，也沒有發紙鈔斂財的才華，除了偶爾派幾個太監下鄉搜刮以外，其余則一律躺平；甚而言之，就連最關鍵的人口和土地也是一概付之茫然以當時士大夫的話講，明朝自洪武永樂年以后的人口統計，基本就是地方官吏直接照抄上一年的數字，隨便改動幾個交上去完事。至于連抄都懶得抄，干脆一拍腦門編造本地人口數據的，那其實也不在少數。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創造了千古未有之奇跡國家承平繁榮百余年，在冊的人口反而一路減少，徑直倒退回高皇帝洪武年間；至于以人口為基礎征收的人頭稅丁銀嘛，居然還不如唐宋時
懂不懂我帶明小政府自由主義的含金量啊
不過，帶明之所以能這么作，多半也是它的天賦條件實在太好了人民過于勤奮、過于聰明、貿易的優勢過于強大，以至于拖著這種稀爛的財政體制，居然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沒有怎么憂慮過經濟問題。帶宋要辛苦平衡紙鈔幣值、要維系銅錢價格的穩定，而帶明只需要大手一揮，順其自然即可。前期時以物易物搞復古主義，后期則干脆直接躍進到白銀貨幣。
按理來講，這種將貨幣來源完全依賴于外國的做法是十足十的愚蠢，只要外貿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大明的經濟都得喝一壺。但你不能不承認華夏在貿易順差上的天賦異稟頂著這種作死的debuff，沿海居然都依靠海貿建立了相當穩定的貨幣體系，推動了晚明驚人的繁榮，生產與消費雙雙的發展。
不過嘛，在穩定貨幣刺激之下，華夏人民的激情有那么一點稍稍過頭了以史景遷等人的觀點，巨量資本涌入后，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早期的江南激發了一次生產技術的革新宋應星之天工開物，便有這次革新的影響，華夏手工業的效率再一次有了飛躍，在原本就高不可攀的質量與價格雙重比較優勢上再加了一層增益。貿易競爭力又一次增長堪稱要命的增長
然后呢然后就是本就岌岌可危的太平洋航線沿路經濟終于崩潰，再也抵擋不住這近乎于癲狂的吸引力。彼時，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白銀嚴重流失，直接引爆了一場通貨緊縮式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