腌肉條都是可以作為束脩的硬通貨，一般人家平時掛著聞聞味，十天半月能開次葷就不錯了。
歸根結底，是生產力低下，導致各種農作物產量極低，就比剛剛脫離天生天養的野生種植好那么一點，絕大部分人還掙扎在生死溫飽線上，自然無法供給更優質的生活。
隨著高產糧種和新農具的推廣，深耕細作育肥施肥之下，不僅新糧種帶來糧食豐收，原有的粟、麥、菽、稻、麻產量幾乎翻倍增長，從畝產百幾十斤終于突破兩百斤，多出的雜糧和麥麩紅薯葉等都可以用來飼養家畜家禽，如此不僅糧產量增加，連肉食也跟著大幅增加。
不知不覺間，就連一般人家的飯桌上，也能出現土豆紅薯玉米雞蛋甚至鮮肉羹和雞湯魚湯，就更不用說得到了高薪厚職的官員們。
尤其是原本在劉邦在位后期，曾下達抑商法令，懲治不法商人，甚至“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導致商人地位下降，在重稅之下經商獲利降低，全國的商業經濟活動都遭到了重挫，商品物資缺乏流通的結果，就導致少數能夠流通的物資都被有背景的豪商和權貴掌握，物價高昂不說，一般人也很難享受得到。
重農抑商本是大漢歷代皇帝都十分重視的政策，只有呂雉執政期間，“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放寬了對商人流通的管束和重稅的壓力，并推廣齊國修渠疏通河道以便水路運輸貨物之舉，還修筑了從長安通往各直轄郡縣的官道。
這官道與大秦時期不允許普通百姓和商人奴隸踏足的“御道”不同，只要在關卡處繳納“養路費”，無論富貴貧賤都可以驅車上路，太后甚至還下旨免收尋常百姓在官道上步行所需的“養路費”。
只要上了官道，一路坦途不說，沿途還有驛站駐扎著護路工兵，既會修路，也能剿滅山賊路匪，比原來的道路不知安全了多少倍。
這也是諸侯國人口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畢竟，在這個時代，想要拖家帶口地遷徙，是一件非常勞民傷財之事。
沒有護衛的普通百姓，在遷徙的路上會發生的意外太多，每一種，都隨時可能讓人破財甚至受傷乃至死亡。
更何況，誰也不知道，遷徙的結果，是更好抑或更壞。
而如今，大家已經知道前途光明，在大漢朝廷直轄的郡縣生活，還有機會去長安讀書學習，只要通過考核甚至能做官。而留在諸侯國，不僅要忍受諸侯王親族和本地貴族們的壓迫，繳納重重賦稅，還看不到未來的出路。
在沒有這些官道之前，大家遷徙還要考慮一下路途遙遠危險重重，如今有了官道，還有了官方的保護，那還不跑的，只有死心塌地跟著諸侯王混下去的鐵桿們了。
原本以為太后不殺劉濞劉肥，甚至連劉恒都沒召回，是因為心軟。
現在諸侯王們才慢慢回過味來，溫水煮青蛙，軟刀子割肉，在大義之下的各種新政，讓他們連反抗之心都沒來得及燃燒，就被徹底剿滅在萌芽階段。
就像劉恒“無為而治”的第一年，代國風平浪靜，大家安心生產生活，第二年，看著隔壁原來的趙國現在的六郡開始轟轟烈烈的開荒種地，圈地養馬養羊，新農具加上新作物第一年的產量，就讓六郡的百姓徹底擺脫了半饑半飽的生活，甚至還有余糧賣給代國人。
買糧的代國人，沒多久就跟六郡百姓結了姻親，再沒多久就搬到了隔壁郡縣，反正代國連代王都是個一心只讀圣賢書無為而治的，下面的官員也不敢跟六郡官員們搶人，只能憋屈地看著自己治下的百姓越來越少，對面不遠的郡縣卻越來越繁榮。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自己吃苦，就怕看到隔壁不吃苦。
劉恒自己還活得戰戰兢兢生怕什么時候呂雉就想起在天幕神諭中他那個“漢文帝”的身份，努力低調地茍著，只希望能茍過這十幾年，等熬死了呂后母子，終歸還有自己上位的那天。
可是茍著茍著，才不過兩年時間，等到呂雉正式定下登基日期，各地諸侯王要前去道賀時，劉恒算算賬，發現自己的藩國收入銳減不說，連人口也減少了近三分之一，這才真的驚了。
他明明記得，在他努力催生，鼓勵生育，重農抑商，降低賦稅的情況下，代國明明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也在不斷增長，雖然又窮又小，但在諸侯國中，還算是個難得安穩太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