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10點，研討會在這家五星級酒店的大會議廳，準點召開。
加爾福特教授得到了一個第二排靠中間的座位，卡著點來到會場。
這已經是最好的一批座位了，因為第一排需要安排一些工作人員和托。
今天會議的主講人是京都大學考古系的山下武久教授，加爾福特對他也很熟了。
司儀說過開場白之后，山下武久教授就直奔主題。
“……在今天這個日子里，我代表京都大學考古系，以及博多市博物館、博多考古學會，宣布一個令人振奮的結論。
長久以來，在學界存在較大真偽性爭議的國寶級文物、‘漢倭國王印’，近日迎來了兩項重大的證實性證據。
首先，我們借著本次博覽會，邀了東方國的江南州博物館，提供‘廣陵王璽’用于借展，與此同時，我們兩國考古學家，就兩件文物的形制、款樣進行了精確比對研究，認為確屬同一時代的產物，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個匠人。
其次，我們借助了東方國相關專家提供的、代表目前全球C14同位素豐度鑒定的最先進技術的AMS、即離子加速器質譜儀。經過我們的嚴密實驗驗證，證實‘漢倭國王印’年代為公元50年左右、正負誤差20年。
下面，我們將公布詳細證據……”
山下武久侃侃而談，后面都是些又臭又長的技術細節。
而臺下的加爾福特教授，聽到這兒已經有些懵逼了。
“什么？東方國的人居然造出了正負誤差才20幾年的C14同位素測定儀器？我們斯坦索姆大學的考古研究所，還在用精度誤差至少正負150年的呢！這不科學！等等，我要仔細聽聽這里面的細節……好像聽不懂，不管了，先把核心要素記下來。”
他也不敢貿然反駁，只是先奮筆疾書把一些他能聽懂的要素整理到紙面上，然后讓自己的助手把他聽不懂的那部分也全部記下來，或者在剛發的會議提綱上摘一下。
然后加爾福特自己就拿出手機，匆匆跑出會議室，到門口打國際長途去了。
“威利！你不是暑假前還跟我說，世界上精度最高的C14同位素豐度測量儀，是你們公司生產的么！你知不知道目前世界上的最高精度是多少？”
他打電話的那個威利，原先也是斯坦索姆大學的教職人員，是搞原子物理的，不過最高職稱只爬到過副教授。
后來，人家發現自己搞學問真是不在行，但是找圈內資源倒是很牛逼，于是就下海加入了一家精密儀器公司，專職往曾經的母校倒騰實驗設備。
加爾福特那個研究所用的測量儀，大多數都是問威利買的。如今出了問題，當然也要找他反映售后了。
電話里，威利并不知道現狀，當然是繼續厚顏無恥地忽悠：“當然，加爾福特，我可是一直把最優惠最好的東西賣給你的。MIT的人問我要貨，待遇都沒你好。”
事實上，是他根本沒本事往MIT賣什么高精尖設備。MIT也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掮客，憑什么好處讓另一個圈子的人賺。
加爾福特不忿地說：“但是我今天在博多參加一個研討會，看到扶桑人在宣傳一款東方國的鑒定儀，精度比你的高七八倍！”
“這不可能！”
威利的反應跟加爾福特半小時前如出一轍，聽起來那么的義憤填膺，完全不像是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