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難，取證難，辯護難，總之什么都難。最后要是想贏，那更是難上加難。
一百個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女性，能有一個愿意報警立案，就算是多的。
一百個職場性騷擾案子，能有一個順順利利地勝訴，拿到賠償，就算是好的。
職場性騷擾案已經很讓人頭疼了，那個案子卻更讓人頭疼。
因為那個案子里的“職場”，是一間帶有夜店性質的酒吧。
她的委托人，是酒吧的駐場舞女，主業是穿著兔女郎裝跳鋼管舞，副業是賣酒，是個資深酒托。
而她起訴的對象，那個性騷擾她的人，是酒吧老板。
蘭青青當時看完案件資料，兩眼一黑。
作為律師，她太明白委托人的這種身份、這種工作性質意味著什么了。
這意味著，即使自己明知道對方的確受到了性騷擾，也幾乎不可能為她辯護成功。
除非有什么貨真價實、無可抵賴的證據，比如錄音錄像，監控畫面之類的。
但是沒有。
騷擾行為發生在酒吧內，舞女上班時間不允許帶手機，兔女郎裝也藏不下錄音錄像設備。監控攝像頭莫名其妙地“壞了”，存著監控數據的硬盤也“數據丟失，無法修復”。
她的委托人能拿出來的所有證據，只有她當初拒絕老板時打了他一耳光留下的痕跡，和自己在耳光事件后被迅速開除的記錄。
相比之下，對面的證據就翔實多了。
對面能拿出委托人和同事為了賣酒提成吵架動手的監控視頻，證明她是個脾氣暴躁、愛錢如命的女人。
對面還能找出好幾個委托人的同事出庭作證，證明委托人在耳光事件之前就成天抱怨自己工資低、收入少，要讓老板給她漲薪。老板不同意，就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處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蘭青青反而冷靜了下來。
她發現，無論是委托人還是被訴人，其實都拿不出什么真憑實據，證明那次性騷擾到底發沒發生。
她的委托人能證明老板要求和她私下共處，在共處的時候，兩人起了爭執，卻不能證明爭執的內容到底是漲薪還是性騷擾。
與此同時，被訴人其實也不能解釋為什么要和委托人私下共處，為什么要在爭執結束后立刻將她開除，不留一點回旋余地。
他們雙方，看似力量不對等，其實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
無法直接證明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只能從側面尋找人格證據。
說白了，就是互相進行人格上的攻訐。
對面攻擊她的委托人，說她貪財，說她暴躁，說她從事不良職業生活作風有問題，此番狀告老板，肯定是漲薪不成，伺機報復，想狠狠地訛上一筆。
那她就反過來攻擊對面手腳不干凈，有性騷擾女員工的前科就完了。
看法官信哪個就是了。
橫豎對面看起來真的有些可疑蘭青青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對方的酒吧女員工離職率遠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而在酒吧內，也的確流傳著老板手腳不干凈，把女員工“弄走了”的傳聞。
不過，傳聞只是傳聞，真要叫這些在職員工出庭作證，指控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蘭青青思來想去，發現自己只能從那些“離職員工”入手。
在職員工不敢指控老板，離職員工總敢了吧
而且，被老板“弄走”的那些女員工，大概率和她的委托人有著同樣的遭遇。
同病相憐之下，說不定會愿意作證。
不過，要在海市三千萬常住人口里找出曾在這間酒吧任職，又被老板“弄走”的女員工，何其困難。
她跑前跑后一個月，也只找到了那么一個。
蘭青青說“如果能說動這個女員工出庭作證，我至少有三成把握能贏下這個案子。”
“于是，我按照打聽到的地址，登門拜訪。”
“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即使是在我拜訪她的時候，也依舊只是個孩子。”
“高中年紀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