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秋知道會有這一天，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來得這么早。他以為要等到85年、86年左右批判潮才會到來，因為那個時候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已經開始在國內泛濫，《丑陋的中國人》這種逆向種族主義的垃圾廣泛流傳。他沒想到這場批判會來得這么早，足足提前了三四年。
許望秋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但不是完全沒有準備，淡淡地道：“我知道。這場批判早晚會來，來得晚不如來得早。我們藝術中心討論過了，我們的觀點是，既然人家要打，那我們就奉陪到底。院長，這事交給我們吧，你不要管。要是你出面的話，那些人會說我們以權勢壓人，就算有理都變成無理了。他們要打筆墨官司，我們就陪他們打。拼文藝理論，我們肯定拼不過他們，但在電影領域跟我們打，我們可以把他們按在地上摩擦。有人說過，影評人談電影，就像太監談作愛。我們不會輸給一群太監的！”
王嵐西聽到這話不由笑了：“你這小子說話怎么這么損啊！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這話要傳出去，所有評論家都被你得罪了。這話私底下說說可以，不要拿出去說，太得罪人了，要注意團結。既然你們有信心處理好這事，那我就不管了，你們自己處理。”
許望秋信心十足地道：“放心吧，院長。我們絕對會讓這些人成為笑柄的。”
跟許望秋預計的一樣，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天里針對許望秋電影和好萊塢路線的批判越來越多，國內地許多報紙都參與到了對許望秋和好萊塢路線的批判中。先是評論家，緊接著學者和先鋒知識分子，李沱、周介人等人紛紛撰文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解剖許望秋，對許望秋和好萊塢路線進行全面否定。
不過也不是沒有站出來為許望秋說話的，邵牧君一直認為電影是有商業屬性的，不能脫離觀眾，一直是許望秋和好萊塢路線的支持者。在針對許望秋和好萊塢路線的大批判運動開始后，他第一時間發表了文章《為許望秋電影一辯》。
在文章中，邵牧君暗譏朱大柯的批評是“嘩眾取寵的無稽之談”，因為他缺少“實事求是的分析和顛撲不破的論據”。同時他對朱大柯‘許望秋電影以煽情性為最高目標，處處迎合觀眾，具有催淚技巧，缺少讓人思考的余韻”的觀點進行了反駁。
邵牧君表示電影大眾藝術，要為人民服務，就不能不考慮觀眾的需要，既不應搞那種脫離群眾的孤芳自賞的東西，也不能搞那種遷就少數人不健康欣賞習慣的東西；曲高和寡和趨鄙媚俗都是大眾藝術的大忌。藝術是以情動人的，觀眾也總是在受到感動、感染或激勵的情況下才會引發對生活的思考。看電影不是讀哲學教科書，只讓人思考而不令人感動，那是說教，而在觀眾產生逆反心理的情況下，就很難按照你的導向去思考什么。
戴錦華跟許望秋他們關系很好，從北大中文系畢業之后，她分到了北電文學系任教。在針對許望秋的大批判開始后，她很快在《北平電影學院學報》發表了《駁朱大柯許望秋四論》。文章尖銳的批評道：“朱大柯手執著‘五四’精神的皮鞭，狠力抽打仍然堅持中國電影影戲傳統的許望秋。孰不知，‘五四’精神是一次進步，但卻也是一次撥亂反正過了頭的對中國文化的‘迫害’。口口聲聲說要現代化的朱大可，卻忽視了現代化進程中多樣化的價值傾向。精英分子的憤世嫉俗，讓他對代表大眾文化的許望秋毫不留情，口誅筆伐，是對中國電影傳統的‘迫害’。”
這股批判浪潮很快從報紙蔓延到了全國各地的工人影評組，各工人影評組就許望秋和好萊塢路線展開了激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