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力也就是說，法令”
結合后面后世人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劉啟下達的禁令，劉恒仔細地揣測起那幾個不是很明白的詞匯。
“也就是說，不能完全地放任，不能把經濟全部交給到百姓的手中朝廷在必要的時候需要進行干預”
他算是明白為什么原來的自己沒有用這一套了，畢竟這確實就不是黃老之術的路子，而是法家學說的理念。
至于更后面的征調民力，以工代賑，劉恒跟著天幕的思路走了一下讓百姓能夠多有點事干，讓他們不要閑著沒事就形成小團伙，隨時準備著干點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
行的，可以的，好像確實是兒子這一套比較管用。
而劉啟的關注點卻不在具體這些政策上了解未來的自己的思想就足夠了，這些政策肯定會被親爹提前實施的就不必費盡腦汁去記啦而是關注到了對未來自己節儉的夸獎。
“父皇，你看，我真的沒有驕奢淫逸”他扯了扯劉恒的袖子，無師自通了一種后世俗稱為撒嬌的本領“所謂國家級別的面子工程，兒臣覺得，應該指的是皇帝應當有著屬于自己的權威和地位。”
“既然諸侯王膽敢冒用天子的儀仗都是僭越，那么就證明了皇帝需要與旁人不同的權威。”
“要是連皇帝住的地方都破破爛爛的，還沒有大臣的來的豪華。他不會覺得說，皇帝節儉得令人感動，反而會瞧不起皇帝，覺得都沒有他過得舒服吧。”
除了農業以外，工商業的發展更是劉啟改革的重點。
文帝對工商業的放任政策使得工商業迅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農業人口的迅速減少，盡管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到底只讓大臣們討論了一番，而沒能討論出什么實際的操作。
同時，雖然工商業經濟相當繁榮，但由于廢除了關稅，鑄幣權也被放開，中央朝廷在這樣的情況下，壓根沒從中收獲什么利益。
面對這樣的局勢，七國之亂結束后的不久，劉啟就借著加強國防的理由，“復置諸關”，從發達的商業中分了一杯羹。
此外，他在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通過法律收回了國家鑄幣權，一方面借此充實國庫，另一方面也沉重打擊以鑄幣獲利的商人地主以及諸侯王。
面對農業人口減少的現實，他選擇針對商人群體中門檻較低，并且對于糧食需求量較大的賣酒商人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通過多次禁酒，最后成功解決了“為酒醪以靡谷者多”的問題。
他還注重反對和制止生產供貴族享樂奢侈品的手工業，以身作則親自從事農業活動，并多次下詔呼吁農民養成樸實、節儉的風俗，不要舍本逐末。
在后元三年的詔書中，他更是要求基層官吏們都要重視農業，不許官方主動引導農民從事其他職業。通過獎懲賞罰的手段，成功將自己的這些大政方針貫徹落實了下去。
這樣雙管齊下的經濟措施和整頓吏治相結合，才有了我們日后在武帝初年能夠看到的，“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的國庫豐盈的盛景。
“所以，在后世人看來，社會的經濟需要國家的介入與調控。在我們現在這個農業社會里面，農民是根本，要重視農業，對于工商業則要注重把握住鑄幣權和發展的尺度，不要讓工商業的發展過度搶奪農業的人口”
從后世人的口中勉強拼湊出了一套經濟理論指導的漢初臣子們面色沉重地交流著，試圖商討出一套較為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來。
“事實證明農業掙不了幾個錢。”劉邦冷不丁尖銳而直白地指出了一個大家都有所猜測的事實“劉啟收的三十稅一的田稅基本上也就算是個添頭，大頭還在于他對工商業進行的收稅和收回鑄幣權的舉措上。”
“農業是根本，它的存在本身就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讓百姓能夠活下去，所以田稅一定要輕。”他輕描淡寫而又極其簡潔地定下了漢初的第一個經濟綱領，“允許工商業的發展，但是要對其收重稅。鑄幣權則更是不能輕舍，必須把握在朝廷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