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說來話長，還要從太祖說起……”王浩一看都不讓走了，只好坐下來打開了話匣子。只要開國侯肯聽講多久都沒問題，但愿聽完之后能打消去高麗跑商的想法，太不劃算了。
“得，叔父還請移步餐廳，咱邊喝邊聊。”洪濤一聽，好嘛，都想當初了，看來碰上高麗問題專家了
，那就慢慢聽吧。
王浩真從宋太祖說起的，也確實該這么說。宋朝的海商之所以繁榮，其主要原因不是宋人喜歡做買賣，而是從宋太祖開始就鼓勵和外國人貿易，這叫上行下效。
雍熙二年，宋太祖頒布了商業稅法把經商法律化，給商人披上了合法外衣，不用再擔心朝令夕改、秋后算賬。
光頒布法律規范商業環境就夠了嗎？宋太祖覺得遠遠不夠，還得幫剛剛起步兩眼一抹黑的商人一把，于是又在雍熙四年向東南亞派遣了八名內侍，以國家的名義到當地替商人們規劃貿易路線。
這有點像后世商務部派往駐外使領館的商務代表，專門引導國內商家在外國開展商業活動。不得不說宋太祖這一舉措太超前了，超前到洪濤覺得他也是個穿越人士。
有了朝廷撐腰，沿海一帶的海商自然膽子就大了起來，步子也大了一些，從而造就了從北宋開始的對外貿易高峰，若是沒被蒙古帝國打斷的話保不齊還是大航海時代的開端。
而北宋和高麗的官方交往比東南亞諸國還早十多年，建隆三年高麗王朝就派遣廣平侍郎李興佑、副使李勵希、判官李彬向北宋朝貢，拉開了兩國斷斷續續、時好時壞的外交關系和貿易往來。
為啥說是斷斷續續、時好時壞呢，和洪濤想的一樣，高麗并沒有什么貨物能拿出來進行貿易，對北宋沒有太大經濟意義。
但是高麗和遼國接壤，北宋歷任皇帝都把與高麗的外交關系歸為大戰略，不得不重視。宋遼關系一緊張北宋和高麗的交往就緊密，宋遼關系一緩和北宋與高麗的交往就冷淡。
宋朝明白這個道理，高麗人也不傻，他們是在兩個大國的夾縫中間求生存，誰也不愿意得罪，和誰都不能太親密，必須當個墻頭草，以便獲取利益最大化。
在這種大環境下，宋朝商人和高麗商人的貿易活動就不得不帶上政治色彩了。一旦宋遼關系緊張，邊關榷場關閉，遼人無法獲得宋朝的貨物，于是高麗商人就成了天然的二道販子。
他們從宋朝南方購買絲綢、茶葉、瓷器、布匹，說是拉回國販賣，其實多一半都用更高的價格倒手運到遼國去了。有時候還會高價雇傭宋朝工匠刻制雕版，也送往遼國，這是宋朝市舶司嚴令禁止出口的貨物。
高麗商人這么做也沒錯，商人逐利嘛。但宋朝商人里也有只認錢不認國的，看著高麗商人倒手貨物賺大錢眼紅，干脆也別等高麗商人當二道販子了，咱自己干吧。以出口高麗的名義獲取市舶司官憑，然后在海上拐個彎直接運到遼國港口去了，百分百的走私。
蘇軾在杭州當官的時候就上書朝廷談過宋朝和高麗民間走私貿易的事情，還親自抓過幾批人。
神宗皇帝也下過詔，剛開始是禁止宋朝民間船只去高麗從事貿易活動，抓到各種罰沒判二年，后來改為必須獲得市舶司的公憑才準許民間商人與高麗互貿。
但只要有足夠的經濟利益就難免有人鋌而走險，民間走私屢禁不止。為了爭奪貿易機會，這些海商除了利用貿易手段之外歪招也層出不窮。最普遍的就是在高麗勾結當地官員，以各種名義盤查往來海船，從根本上打擊競爭對手。
明州是朝廷規定唯一能和高麗、日本貿易的港口，當地市舶司盤查嚴格不好操作。于是泉州和漳州的海商就捷足先登，成了向高麗走私的主力。
除了泉州、漳州海商太多，沒有建立市舶司管理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泉州人在高麗當官的比較多，老鄉見老鄉還不流行背后來一槍，互相幫襯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