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沒事了，回去告訴你們家主不要樂不思蜀，根爛了，果子接的再多也是枉然。”
王浩根本沒回來，他留在日本了，前兩頁說的都是他在日本混的如何滋潤，很有點給個州官都不換的意思。
從第三頁開始改成了英文，一看就是王雄那三個孩子的手筆。內容非常豐富，全是當下日本社會的狀態和各種政策介紹。
和箱子里的禮物與碼頭上的倭人相比，洪濤更愿意看到這些東西，把海船打發走之后就匆匆回到書房，關起門來仔細研讀。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日本的狀況完全不像中國史籍上記載的，或者說中國史籍的記載只是一個片面，其它方面并沒顯露出來。而王雄他們記錄下來的這些東西，從一定程度上揭開了此時日本的面紗。
在史料上日本和中國最早的接觸始于公元57年，順便說一句，中國史書上沒有公元這種紀年方式，也沒有1089年，只有各位皇帝的年號。為了讓大家看著方便，不用一邊看一邊查年份，咱就不那么認真了。
公元57年是什么時候呢，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期。據《后漢書-光武帝本紀》記載，建武中元二年有倭奴國使節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
這枚印后來于年在福岡博多灣的志賀島被發現，金印印面呈正方形，邊長約4厘米，印臺高約3厘米，臺上附蛇形鈕，通體高約5厘米，上面篆刻著漢委奴國王字樣。
從此開始中國兩國就開始了密切交往，很多日本國王都受到了冊封。到了隋朝，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為進一步學習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技術，派出了由小野妹子率領的第一批遣隋使攜國書出使隋朝。
隋以降，遣隋使改成了遣唐使，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遣了12批遣唐使，著重學習了隋唐時期中國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并以此為藍本開始了大化改新，頒布了大寶律令，向著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邁進。
以上是國家層面的交往，有關兩國的商業貿易記載多見于唐朝。根據日本寺廟里的書籍記載，延喜年間日本的王公大臣經常私下和唐朝商人交易，先用高價把好貨物都買走，等日本政府來收購的時候貨物十不存三。
于是日本政府頒布了一條法律叫做“類聚三代格”，禁止任何人未經官方定價就與唐朝海商交易，有點物價局制定指導價的意思，民間稱為延喜禁令。
這份禁令在中日商業交往活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標志著日本對外政策從此走向了閉關鎖國時期。
公元911年日本政府又頒布了渡海制和年紀制，限制宋朝海商到日本的次數間隔最少兩年，還禁止日本商人、僧人、官員隨便出國。
按照這些律法的規定，宋朝海商的船只抵達日本港口之后必須要提交包括申文、貨物目錄和市舶司頒發的商人容貌、衣裳束裝繪圖等材料。然后入住有資格接待外賓的旅店或者鴻臚館，并由大宰府派人接待。
這一點日本政府采用了拿來主義，全完學習了宋朝的禁榷、合買、抽解制度，用來控制不同種類貨物的售價和輸入量。但也有不同，日本沒有市舶司，而是由一個叫大宰府的機構全權負責海關出入檢查登記。
當外國商船抵達之后，要接受大宰府官員的“存問”，類似后世的海關檢查，船只什么時候抵達、船上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帶了什么貨物都要明確記錄。
存問之后，如果貨物比較多，大宰府就得把這件事兒上報給京都的日本朝廷進行“陣定”。大概意思就是相關的幾位大臣一起合議，把結果批復給大宰府，最終決定讓這些外國商船在日本港口停留多少時間。
那要是外國商船對陣定結果不滿意或者有意見咋辦呢？還可以上訴，在日本稱作“廻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