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鈺兒頓了頓，接著道：“再后來美利堅新任公使麥蓮到任，借要求朝廷修約之機，同法蘭西領事阿禮國、馬輝等人，要求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撤銷各地關卡和厘卡。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正為軍費拮據發愁，正有賴于關稅，并且這也不是他們能說了算的，只好讓上海道藍大人和吳健彰在昆山跟三國領事談。談到最后訂立了一個共有九項條款的協定，讓英、法、美三國接著代征。”
“讓洋人代征關稅，這不是喪權辱國嗎！”
“可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也沒別的辦法，何況讓洋人代征有讓洋人代征的好處。”
“什么好處？”
任鈺兒無奈地說：“據我所知，以前課多少關稅就是一筆糊涂賬，給朝廷上繳多少關稅，看兼任江海關監督的道臺大人心情。要是心情好，就多上繳一點。要是心情不好就少，有幾年甚至一兩關稅也沒上繳，居然還留下十幾萬兩虧空。
洋人代征就不一樣了，自咸豐三年劉麗川等天地會余孽犯上作亂占據上海，到去年克復，洋人把持的稅務司竟幫著代征了七十多萬兩，并且一筆一筆有賬可查。朝廷急著用銀子，干脆就這么讓洋人接著代征。”
想到千里為官只為財，那些個稅官才不會跟洋人這般“清廉”，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說：“居然有這樣的事，想想真荒唐。”
“荒唐的事多著呢，您在這兒住幾天就習慣了。”
“那你孤身在這兒以何為生計？”
“四哥出資修建的會館不但有幾時間客房，還有十幾個鋪面，光房錢和租金就夠我生活了。”任鈺兒嘴上雖這么說，心中卻暗想別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樣有官俸，幫著“厚誼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誼堂”不但每個月給五十兩俸銀，要是打探到十萬火急的軍情，額外還有賞。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問：“這么說蘇覺明光領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這日子過得不知道有多滋潤，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吳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紳商賈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歸，真叫個醉生夢死。”
余青槐半開玩笑地說：“早曉得連他都能混著一官半職，那會兒我真應該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韓老爺。”
“余老爺真會說話。”
“不開玩笑了，鈺兒，你剛才說得那個‘船王’，究竟有沒有通匪？”
“這話怎么說呢，劉麗川等亂黨占著縣城時，以他家在城里的產業要挾，而他又不忍看著城里的百姓活活餓死，確實往城里偷運了點糧。不過后來那二十萬兩他也沒白捐，朝廷不但賞他二品頂帶，還賞了他個鹽運使銜。他就這么搖身一變為紅頂商人，家里多了兩塊‘回避’、‘肅靜’的牌子，據說每次出門時便讓家人扛著牌子在前頭吆喝開道，他坐在轎子里好不威風。”
任鈺兒笑了笑，又說道：“此外，皇上還恩準了兩江總督和江蘇學政所奏，給上海縣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額，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武童各十名，攏共總新增三十九名，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稱贊，誰也不敢再說他的不是。”
“說來說去不管犯多大的事，最后是錢犯法！”
“您說得是，現而今只要有錢，還真沒辦不成的事。”
任鈺兒起身走到書柜前，取來兩塊銀元，輕輕放到余青槐面前：“余老爺，您瞧瞧，這便是郁泰峰剛聯合本地的幾個商人，經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首肯，用洋人的機器鑄造的銀元，這枚是一兩的，這枚是半兩的。”
看著一面鑄有“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郁森足紋銀餅”，另一面鑄有“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五錢銀匠王壽造”的銀元，余青槐感嘆道：“要是換作別人，私鑄銀錢那是要掉腦袋的！”
“他這不算私鑄，”任鈺兒笑了笑，又若有所思地說：“不過我看他這買賣也做不久，鑄造得太粗糙，很容易被人仿鑄，一旦被人仿鑄，仿鑄的時候再摻點假，到時候就沒人敢收敢用他的銀元了。”
“這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