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靠抄家致富是個很天才的想法,就是有一個缺點，這法子僅限皇帝一個人用。
不管條件有多苛刻，有人能用就行。
蘇景殊知道清朝的雍正皇帝被稱為抄家皇帝,說是康熙朝后期康熙皇帝對待官員過于寬仁，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縱容皇親國戚各級官員貪污挪用國庫存銀，所以雍正皇帝登基后直面的就是這么一筆爛賬。
他們仁宗皇帝不是后期過于寬仁，而是從始至終一直沒嚴過,可想而知，大宋的財政危機比雍正皇帝登基時更嚴重。
雍正皇帝能用的法子他們官家也能用，再說了，這只是拿來應個急，等西北穩定下來還是還是得先整頓吏治。
天下不大治,失在于任人,這句話他們已經說累了，所有推行下去的新法都要擔心地方官的能力以及人品，一次兩次還好，長此以往肯定不行。
官場肯定是要整頓的,至于怎么整頓還得上頭的大佬們說了算。
變革這種事情無論放在什么時候都很困難,從下往上難于上青天，相比較而言還是從上往下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老王推動新法從理財入手,后世都知道“你不理財財不離你”，可見這活兒的難度有多高,用人這方面不能讓老王大權獨攬,不然太容易出問題。
朝堂的權力制衡很容易導致黨爭內斗,但是沒有制衡一家獨大更不行。
問題交給大佬們，他只管出餿主意。
和老王的餿主意一比，他的主意好像也沒那么餿。
畢竟抄家應急這種事情真的有成功的,最后挨罵的只有皇帝，而老王那法子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最后被折騰的卻是全天下。
為了全天下不被折騰，只能委屈官家挨罵了。
地方官搞錢的手段很多，蘇景殊剛到登州就趕上包大人辦大案，后面順藤摸瓜清理登州官場時全程驚嘆沒聽過直接長了大見識，要不是親眼所見他都不敢相信官場上有那么多搞錢的門道。
政策有問題，自然少不了鉆政策漏洞的蛀蟲。
大宋的財權分配是這樣的，地方先收稅，收完稅后做個粗略的預算留夠地方自用的錢，剩下的全部上交中央。
唐末地方割據政權帶來的陰影太大，大宋為了不重蹈覆轍于是從各個方面來堵死地方造反的路。
不過雖然朝廷有明確規定每年收上來的賦稅留夠地方自用其他全部上交中央，但是沒規定地方自用是多少，地方送上去的預算方案朝廷也沒法一個個的核實，時間長了肯定有膽大的官員上下其手。
朝廷之下路、府州、縣三級，每一級都能鉆空子，官場的關系網比蜘蛛網還復雜，時間長了想管都不知道從哪兒入手。
到真宗年間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大概是連年征戰缺錢了，朝廷終于想起來給賦稅制度打補丁，直接規定各地自留賦稅占幾成上交中央的賦稅占幾成，不給地方留那么大的彈性空間。
雖然后人
提起澶淵之盟都會破口大罵，但是不得不承認沒有戰事更適合百姓休養生息，和打仗的軍費消耗相比那些歲幣根本不算什么。
當然，他不是說大宋就該花錢保平安，武力值不夠和武力值足夠但不用還是有區別的。
真宗后期沒有戰事，地方賦稅上交中央后還有很多盈余，那些年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都鮮少因為缺錢而生出事端，直到仁宗年間邊境戰亂再起，水旱蝗疫天災組合拳咣咣咣打個不停，沒幾年就把國庫給打空了。
國庫空了怎么辦？增加稅收。
這法子現在肯定不能再用，仁宗年間大規模增稅是有真宗年間休養生息的底子，就那還導致民間動亂不斷，他們官家接收的是個爛攤子，這時候再大規模增稅估計可以洗洗睡了。
小金大腿也不用直接繼承皇位，他們收拾收拾去找個山頭自立為王，重新打一遍江山都比接手越來越爛的攤子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