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布絹綿兩千七百余萬端匹，一千萬入洛陽，五百萬入其余五京，剩下一千二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邊郡充官料郵驛等費。”
“錢五千五百余萬貫，其中一千二百萬貫用于償還國債券，二百萬貫用于諸道郡官課料以及驛馬，六百萬用于添充諸道郡的和糴軍糧。”
“另三千萬貫用于三衙兵馬軍費開支。”
李綱道，“那朝廷一年還有五百萬貫節余？”
“五百萬貫，看似不少，可用錢之地也很多，這是朝廷預留的備用錢，一旦遇戰事、水旱災情等，需要用錢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筑堤、建城等更是排著隊等朝廷批復拔錢。”
按崔君肅所說，別說五千萬貫，就是有更多的錢都不夠用的，現在朝廷都是卡著在用，量入為出。
根據上一年的財政收入，然后制訂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再預留一點錢備用。因此，如何制這預算，錢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爭執的焦點。
不管怎么爭，最后都是無法滿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減一些預算，駁回一些項目請求。
李綱倒是有些疑惑了，為何隋時僅收租庸調的實物，沒有巨額的工商市舶貿易這些收入，卻也一樣能安穩，甚至有開皇之盛世，如今朝廷這么多的收入，反而還處處捉襟見肘呢。
“隋時，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費役，未服完，還要按天折絹三尺代役叫庸。隋時，以丁征租調，不論有田無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課丁，那都是一樣的租調，一年一丁兩石粟租或絹兩丈綿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兩稅法后，戶分九等，貧富按差交戶稅，地稅則按畝征收，并將原來隋時的各種雜捐攤派甚至連役也攤入畝中，按畝征地稅，這樣一來，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無田就不征，我們還把原來義倉糧社倉糧也并入了地稅田畝中，實際算起來，每畝折的租糧就比過去要少的多。”
當然，兩稅與租庸調制最大的區別，還是這個稅率是比較彈性合理的，窮人交的稅少，富人交的稅多，而隋朝的稅最大特色，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人丁稅，按丁來收稅，有錢人跟沒錢人交的稅一樣。
故此，隋朝時對于人口的普查和戶籍的控制，是最為嚴格的，隋朝統一天下后，全國人口在短時間內幾乎增加了三倍，其實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隱戶等全都搜出來了。
這種按丁征稅的辦法，固然征起來簡單，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稅賦，可實際上很不合理，窮苦百姓，跟那些億萬富豪們繳一樣的稅，甚至大量的官員等成為不課戶，反而不繳半點稅。
隋為什么為亡？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按隋朝的稅制，若是太平年歲，大家交完租調后，還能勉強過過日子。可一旦遇災，或是遇到大的勞役，那么本就艱難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產，而隋朝的稅制，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往往就是大面積的普遍性百姓破產，大量百姓走投無路，自然就只能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