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幾位留下的東西很“現代”，王力是現代漢語語音學體系的建立者，“四聲八調”理論的提出者；羅常培則結合傳統與現代方法，提出“音義結合”，推動了語音學和方言調查；趙元任則提出“五度標音法”，并且做過詳細的《湖北方言調查》；張世祿則直接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進行開拓性研究，將傳統音韻學和現代科學結合起來，寫下了《中國音韻學史》和《中國聲韻學概要》。
在利用最廣泛的方言聲韻標本和信息技術重構幾人的學術理論的時候，很快這個小組的學者們就發現了一些與他們的結論相違背的地方。
這樣的“違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音的聲韻母采集不夠，導致不管用哪位發明的音標，都不足以概括所有的方言聲韻發音；二是音調的“粒度”不夠“細膩”，以趙元任的五度標記法來講，它的第一規則就是描述某個音調時，只記錄聲調輪廓，對于聲調也只記錄五個音高，其實差不多就是對應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
但是這樣做明顯是不夠的，用粵語來舉例，平、上、去還分出了陰陽，分別配合來自古代的清音聲母和濁音聲母。而入聲也分了三個：配合長元音的中入，配合短元音的陰入，以及配合普通音的陽入。用趙元任的方法，不關注對中間變化段的描述，因此就不免會忽略掉一些語音當中長短音的變化信息。
而這些信息恰恰似乎從中古音到現代音的轉化過程當中，最容易發生訛變和被簡化掉的部份，也就是說它們恰恰是中古音和現代音的差別部分，因此趙元任的方法用來標記現代發音比較合適，標記某些方言的時候就會有所欠缺，用于構擬中古音，則會出現工具“精度不夠”的情形。
不過這個問題并不難解決，那就發明出一系列的音標，用來標注之前缺乏音標標注的方言聲母和韻母，同時將音調變化標注得更加仔細，除了要表示出文字在不同階段的音高，還要表示出它在每一個階段的長短和變化。
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簡單舉個例子，陰平和入聲的區別，其實都是陰平起首，不過收尾一個向上清揚，一個向下濁降而已。
總之就是聲音信息是可以用符號記錄下來的，如果中古音和方言音比現在的符號體系更加復雜，那就給它搞成一個復雜些的符號體系，一樣可以記錄下來。
有了這個完備的符號體系，就可以構造出一個拼音體系，這個體系可以教會人，更重要的是教會電腦，把各種方言都給讀出來。
其余幾位專家的著作，其實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有些甚至比趙元任的方法還要粗放，用粗放的理論來構擬精細的語言體系，就難免出現各種瑕疵。
所以這個課題研究過程，不僅僅是對幾位近現代大師理論的推證，同時還是對他們理論的拓展與細化，在拓展和細化的過程中，會不斷地完善他們的理論，最后殊途同歸，構建出一個新的，可以指導中古音和現代音的漢語聲韻推擬結構出來。
這個課題是最簡單的了，第二個課題是清代小學古籍校勘就相對煩難。
清代小學大家，包括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等人，古籍校勘，其實就是校勘這些人的著作。
清代小學有兩個大的問題，一個是各位名家著述其實是不成科學體系的，有的甚至沒有專著，而是在他們的筆記當中東寫一筆，西寫一筆，非常散亂。
一個人都很散亂，人一多就更加散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