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本身是魏侯，僭越稱王，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正好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是一個行道的機會，孟子因往見之。”
“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
“孟子說我之所以說王不應該言利，是因為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率。”
“王若是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人皆效尤。為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為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下交相征利，而弒奪之禍起，國從此危矣。”
“此所謂萬乘大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張居正講起了孟子，正好，和今天還田的事兒所對應，一國的君王，唯利是求，弒奪之禍必起。
譚綸是進士出身，自然懂這個道理，他說抄家，就是調解下氣氛，說到還田時，氣氛太過于緊張了，恨不得不能呼吸一樣，茲事體大。
朱翊鈞頗為認同的說道“唯利是求，就會弒奪之禍，千乘弒萬乘，百乘弒千乘，立刻就會變成禮樂征伐自諸侯、家臣出，天下無道。”
“可是，一國之君，不應言利嗎”
張居正立刻否認道“當然不是。”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此處為亦有，也有，孟子說，君王不是不應該言利，而是不能只說功利，也應該好仁義。”
就像是知行合一，就像是孔夫子赤子之心純白至質一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過了不斷的解讀再解讀，慢慢的失去了本意，當打開這些經典，按照其本意去理解，就發現，其實孔孟之道，并非不言利，只是相比較之下更重仁義。
可是讀書人讀著讀著，就變成了恥于言利，不應言利。
張居正接著說道“孟子跟梁惠王說治國需要仁義，是因為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各國的游士，莫不是以功利之說，阿奉君王，就盡是些茍且之言，而孟子獨舉仁義，是為了遏制人欲橫流，存天理于即將毀滅之時，其有大功。”
“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味焉。”
孟子只說仁義，是孟子所處的環境下，世的公功利之說已經足夠多了，而不是孟子不講功利，若是只讀孔子、孟子，死板教條，而忽略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去理解圣人訓，一定無法理解圣人的本意。
“先生大才。”朱翊鈞頗為感慨的說道“禮部尚書萬士和，之前為南衙縉紳申辯時，就曾經說過一句話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啟危亡之禍”
“惟，只有，萬士和說只講仁義就夠了，而不必言利。”
“萬士和，嘉靖二十年進士第五十八名，隆慶初年官至禮部左侍郎，可就是連萬尚書讀書，似乎讀的都不是那般精通，只知道刻板教條的引用，似乎只要違背了一點點圣人訓，就是干了天和，沒了天理，明天大明就要亡了。”
張居正認真的思考了下說道“萬尚書最近讀書已然精進，就像人活著總要吃飯，朝廷要安天下，自然要言利的。”
海瑞兩次秒殺萬士和馮寶三次引用孔夫子孟圣人的話去罵萬士和，不讀書，讀死書朱翊鈞更是兩次開口訓誡，萬士和讀書終于算是有了點模樣，至少是踐履之實，甚至偶爾還會依仗著矛盾說這個工具，去分析圣人訓。
這是一個不錯的轉變。
張居正是循吏，君子恥于言利，張居正不會，他提出了富國強兵，處處都是言利，甚至還要變本加厲。
講筵結束，朱翊鈞微微欠身行禮，算是結束了今日的講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