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御史麻永吉、余乾貞覲見。”朱翊鈞再點一言官入殿。
朱翊鈞眉頭緊蹙的說道“爾上奏來，說的這些事兒，是要把餿飯熱一熱再吃嗎”
朱翊鈞罵兩個人，吃屎都趕不上熱乎的。
麻永吉和余乾貞就很有意思，他們倆吃餿飯。
具體就是張進上一年過年前揍了一個言官王頤，王頤自己辦書坊，侵犯了小皇帝的版權，刊行天下的矛盾說，自然是誰想印誰印，但是這加了料的奏對版本，那可是有皇帝的話在里面，可不是能胡亂解讀的，至少朱翊鈞活著的時候，想都不要想。
馮保立刻開口說道“你們倆，家里都辦書坊，看著三經廠出的書好賣，就非要摻和一腳，對吧，洪武元年八月，太祖高皇帝下詔，書籍、筆墨、田器不得納稅。詔除了這書籍稅，平日里不納稅也就罷了，這是要作甚簡直貪得無厭。”
“嘉靖十二年，監本不可翻刻另刻，乃是明文，如此糾纏不休，就是圖財。”
嘉靖十年，嘉靖皇帝下詔擴建三經廠，三經廠屬于內署，由太監全權負責，三經廠所轄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已達千余人，為大明內署規模最大的刻書機構。
內署刻的名叫監本，制作精良，售價昂貴，但同樣購書者極多。
嘉靖十一年起，司禮監刊印羅貫中所作長篇三國志淺顯演義，賣的極好，賣書也是個買賣營生，但是很快民間的書坊就開始翻刻，宮里的收入大減。
嘉靖皇帝想了個小妙招，讓司禮監專門加了幾句嘉靖皇帝的原話，再敢翻刻，就以造讖緯、妖書處置，才算是止住了翻刻，后來幾次大規模的刊刻，嘉靖都來這招兒。
司禮監今年比去年多印了一本，除了矛盾說，還有張居正注解的四書直解，而且都有小皇帝讀書的筆記，有小皇帝的理解，當然那些君父君國是否一體的問題，并沒有刻錄。
就是小皇帝讓刻，司禮監也沒那個膽子。
皇帝使用，大明元輔注解的論語，這可是頂級教科書，這一下子就激活了大明望子成龍的家長們，極其恐怖的購買力，三經廠今年賺的盆滿缽滿。
馮保一眼就看穿了，兩個御史吃這口餿飯，明面上打著不可傷耳目之臣骨鯁正氣、宦官出宮魚肉四方、大明文教當興、四書直解早有定式、內官貪得無厭，將皇帝所用書籍、所言章句刊刻為書，是大不敬之罪。
朱翊鈞則是平靜的說道“二位御史，除了為了求財，關鍵便是這四書直解早有定式吧，先生所校注解四書，大行其道，諸位的四書直解，諸位學派，恐有顛覆之危，實在是找不到了，只好把張進打人的事兒，拿出來說是了。”
朱翊鈞察覺到了盲點，大明有規定，四書五經，涉及到了科舉的所有書籍，都必須要按照官定版樣，照式翻刻，方許售賣，私刻等同妖書處置。
不談矛盾說，更不說小皇帝的那些理解，就張居正本人注解的四書直解，就已經足夠離經叛道了，就這一個政字，張居正的理解，不僅僅是個名詞，而且還是正人者之不正的動詞表述，單單這一個字，張居正就已經可以被打為法家異端了。
當然，除了小皇帝，也沒人能懲罰張居正。
馮保認為兩人家里都有書坊，是為了求財，而朱翊鈞則認為他們這兩個御史在爭奪知識的解釋權。
兩個目的兼有。
朱翊鈞略微有些感觸的說道“張進、張誠挨了十丈，南衙言官王頤當初只是訓誡了一番，你二人這是非要朝廷給他定個讖緯之罪，要王頤死不成”
司禮監只是想掙錢，但是麻永吉和余乾貞真的想要王頤死。
“不過朕認真思慮，二位所說也有道理，文教國之大事，朕允了，張進打王頤之案，再行提問一二。”朱翊鈞話鋒一轉，準備核準這份奏疏。
是麻永吉和余乾貞要翻舊賬，小皇帝這里也有兩筆舊賬要翻一翻，比如胡宗憲案、比如刺王殺駕案，比如吳兌謊報軍情案，比如徐階長子徐璠殺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