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署二十四監的宦官們，對于納稅是非常抵觸的，但是皇帝親自下令，必須要遵從。
王國光對這件事是極其驚恐的，這放在封建時代，實在是太過于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國光滿是惆悵的說道“用人、理財之大端，王政之首務也。”
在王國光看來，國家不理財，是決計不能行的，沒有理財之法，想做什么事兒，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風力輿論，是決口不能提理財之事，因為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們喜歡說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確。
論語中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常常將君子和小人對舉互言，君子只談義小人才談利；
孟子中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只需要仁義就夠了，不必言利；
本議有云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仁義為大端，而利為末端，應該抑制末端而開大端；
曾子也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而王國光則認為，用人和理財才是大端，國家政務之首要。
現在張居正提倡的新政變法，綱領就是富國強兵，這兩種都違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國背道而馳。
富國就要言利，強兵必然征伐，這和仁義根本沒什么關系。
儒家塑造的理想國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要想實現這個理想國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人人愛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
尊重賢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眾的人在位，則天下就會野無遺賢，朝無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開心愿意在朝為官；
而市場，就是設立了稅法而不征收，甚至干脆不設立稅法，這樣天下的商賈不苦于征求之害。都很開心，愿意把東西帶到市場上來貿易。
施仁義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種遍布儒家經典的思想，是貫穿儒家發展兩千多年的主線索。
比如之前萬尚書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國家有九經中的柔遠人。
儒家的態度是關，譏而不征。
就是說這關隘去處，乃行旅往來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細詐冒，理所當然應該盤詰，這叫做譏；若為了抽取貨物征稅設立，就失了遠人之心。
必定為關市之法，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稅，則天下之行旅，皆悅吾柔遠之政。
所以月港開關，就是一個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禮法，完全是說得通的，但是在踐履之實中，總是一塌糊涂。所以制度設計中，萬萬要踐履之實。
不斷有人在挑戰這種禮法的禁錮，但總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敗告終，自古變法，善終者幾人
大明朝經歷了嘉靖中后期的頻繁戰亂，遍布大明國朝大半江山的動蕩，遴選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但對于天下而言，他們還是一小撮和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