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回到了宮里，李贄的個人履歷已經擺在了朱翊鈞的御案之前，李贄在入京前的寫的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
李贄已經不年輕了，嘉靖六年出生，現年已經五十六歲了，也就比張居正小兩歲而已，五十六歲的他是一個山人，而張居正在十一年前，四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是帝國首輔了。
李贄和張居正都是大明的讀書人，他們都走進了科舉這個舞臺，李贄在二十二歲才成為秀才，二十六歲成為了舉人，但李贄沒有考中進士，和海瑞一樣成為了一名教諭，李贄任教諭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到萬歷九年，在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
“先做官，后做和尚，也沒什么稀奇的。”朱翊鈞看著李贄的生平，發現相比較海瑞抬著棺材上諫的骨鯁，張居正以丞相攝政試圖挽天傾相比，李贄為官的政績，并不突出，不是不突出，是籍籍無名之輩，幾年考評都算不上太好。
站在朱翊鈞皇帝的立場上去看，李贄沒能在官場上卷上來。
從云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后，李贄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耿定向非常不喜歡李贄的離經叛道，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后，李贄搬到了麻城，而后回到了泉州，再從泉州來到了京師。
京師聚談之風極盛，李贄入京聚談也是為了自己的主張，屬于他李贄的自由論。
在十二歲的時候，李贄就開始批評孔子了，或者說李贄從來就是那種不怎么愿意被規矩束縛的人。
他這種人在官場上不討喜，因為官場是個規矩大于天的地方，不守規矩只能閉門自若的李贄仕途自然不順。
“老農老圃論。”朱翊鈞看到了李贄十二歲時候評價孔子的話。
老農老圃，出自《論語·子路》。
孔子的弟子樊遲請學種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再請學如何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菜農；
等到樊遲離開后，孔子對弟子們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小人，上位者好禮，則沒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義，則沒有百姓敢不服從；上好成行，則沒有百姓敢不誠實，只要用禮義信，那么四方百姓就會背著襁褓里的孩子來投奔，哪里需要用到種地的呢？
這和孟子用分工駁斥農學的道理是殊途同歸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個等級森嚴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兒。
‘賢者與民并耕’是農學許行的主張，而孟子用分工駁斥了許行。
在孔孟之道中，禮大于一切，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時候，在祭祀春神的時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種共同參與的態度即可。
朱翊鈞親事農桑是非常離經叛道的行為，當初沒鬧出亂子來，是大家都覺得十歲的孩子在胡鬧罷了，當時滿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個會種地的，還是張居正撈到了一個在京師活動的徐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
但十年后的今天，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經遍布了大江南北，番薯這種救荒的糧食，得到了廣泛的種植，與此同時，各種來自泰西的牧草也種滿了整個綏遠，甘蔗、橡膠樹、棕櫚種滿了這個南洋的種植園。
某種程度上來說，朱翊鈞的行為非常契合李贄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