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日語不錯，這一點服部宇之吉是知道的，但大部學員雖然看日語教材有時候能猜出幾分意思，但涉及一些專業詞匯的時候，還是完全蒙圈。
所以現在京師大學堂的外籍教師上課時往往還要專門兼做翻譯，效率很低。
服部宇之吉點點頭“你的建議非常中肯，我的確應該在學習的同時也編撰一套心理學講義。”
好在他真的說到做到，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至今還留存于世。
而且服部宇之吉對于京師大學堂的早期建設還是挺上心的，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幫忙制定了師范館和仕學館的學科課程和規章制度，又為教室和宿舍做準備，協助購買機械、標本和圖書，一同籌劃師范館的入學考試手續等等。
李諭說“服部教習的在教職中已經算是優秀。”
服部宇之吉作為一個日本人還是很謙虛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語言同樣博大精深，我不過是從小有所涉及。說到這個，我認為正是中日一衣帶水的關系，所以我們日本人應該做清廷的領路人，有義務做好清廷的教育工作，力保中華之文化不斷。”
服部宇之吉的思想和他同時期的日本東洋史大學者內藤湖南很像。
內藤湖南的觀點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曾經屬于漢唐，但現在已經轉移到了日本。因此日本要負擔起東亞文化圈的領導地位，帶領中國、朝鮮。
正是后來日本所謂“圈”的源頭。
李諭當然知道這些，他面無表情說“中國之文化當然不會斷，即便歷經各種陰謀陽謀亦是如此。”
服部宇之吉并沒有聽出李諭話語中的意思“我們日本現在做的，就是要讓清廷知道，我們日本與清國有著相似的文化，我們與西洋并不相同，只有我們日本才能在情感上真正與清國站在一起。”
李諭心想是啊，你們日本確實和西洋“并不相同”，下起手來可比歐洲列強惡毒多了。
服部宇之吉赴任之時的日本對華政策是“著眼于東亞全局，應以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中國人的精神，打壓排滿興漢的勢力、維持清政府的統治。助其教育改革一臂之力，牢牢掌握中國教育的最高實權，以此促進日本國運的發展。”
作為一名由外務省和文部省共同派出的赴華教習，服部宇之吉自然深諳此政策之深意。
所以，他曾一直計劃讓清廷更多的招聘日本教習，力圖使更多的日本教習在清朝教育系統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甚至在發展中國女子教育事業時，他還不斷強調日本傳統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適合，應該成為日本女人那樣的賢妻良母，也是為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讓中國與日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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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等國其實也看出了日本的想法，丁韙良就曾經說“以京師大學堂的服部博士為首的、其他大學堂和學堂的日本教習們，并不僅僅是來教學，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來到北京。其行動要通知日本，要聽從公使館的吩咐，他們意在培養日本在華勢力，不可小覷。”
不過在當時的清廷高層看來，他們真的覺得只能學習日本。
服部宇之吉以及他后續招攬的一些日本教習一直時刻保持著良好的形象。但很多時候也是做給榮慶這種清廷高層看，以便繼續取得清廷的信賴。
1906年，他甚至直接給日本政府發文章建議“不僅要依靠外交手段和政策的方式引導中國人親日，也應從社交方面著手，讓中國人認識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感情與歐美人對中國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如此更有利于扶植日本在華的勢力”。
總之日本可以說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從思想文化上和軍事上雙重侵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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