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所以啟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偽裝成大眾的一員,暗中引領無知而混沌的大眾。”
李諭說“我對啟蒙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梁啟超說“當下我們最缺的是科學與政法,疏才作為科學之領軍,本人愿洗耳恭聽。”
李諭說“我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群人被鐵鏈鎖在山洞里,面向石墻,光的源頭在他們身后,他們看不見。他們只關心光射在石墻上所顯現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
終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
目眩神搖之下,他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了出來。
可別人都說他瘋了。
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光明,并且知道了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
這個人是啟蒙者,而太陽代表學問與真理。”
故事其實是一戰后一名德國學者最先講出來的,當時他是根據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故事進行了詮釋。
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同樣合適。
“這是我今年聽過最好的一個隱喻不愧是疏才,科學巨子之名一點都沒有水分”梁啟超贊道,“在我看來,你講的故事中的光明,就是西方。”
不只梁啟超這么認為,目前大部分國內的知識分子都抱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能說他們錯了。
最少中國的這些精英們第一次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想到的不再是訴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經卷。
李諭只能說“多學學自然是應該的,即便一時落后,將來說不定也會成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遠之人。”
梁啟超說“疏才的話更加堅定我以手中之筆馴化民眾之想法。我同時是一名報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文人論政或許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監督朝野之政論家。”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是民國年間非常多知識分子堅持的理念。
他們內心知道如何是正確之路,單純的上層改革遠遠不夠,必須弘揚科學與民主。
不過報紙這東西畢竟在中國的時間還是有點短,目前很多報人還是過于主觀。
李諭提醒道“卓如兄馴化民眾的說法我覺得欠妥。”
“有什么欠妥之處”梁啟超問。
李諭說“教育不是傳布偏見,也不是灌輸學說,而是解放大眾心靈,發展其自己的判斷力。換言之,教育不是給人見解,乃是幫助人得到見解。所以在社會學科的教授上,教者只應該作科學的、客觀的陳述,不應有偏袒的主張;對于每個問題的各方面,都應予以相當的注意,不應按著個人的好惡有所輕重。”
梁啟超卻說“那樣太慢了,無法快速完成崛起。”
李諭不知道說什么了,再說下去就是歷史的局限性了。
但從現代眼光看,民初的許多社會精英以及知識分子確實在啟蒙這件事上做得有些操之過急。
許多報紙完全就是一家之言,拼了命讓大眾相信自己的見解。
李諭更不能對他們作出評價。
只能說歷史本身不會犯錯,永遠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人在某個時期犯了錯。
好在中國足夠大,文化足夠深,能夠在掙扎之中摸著石頭最終過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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