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受限于時代的郭嘉沮授等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袁熙，明白這樣的土地政策走下去，最后都會進入一條死胡同。
不僅是漢代，唐宋元明的衰落，都和土地政策出現問題有關，而且這幾千年來，無數比袁熙更加出類拔萃的聰明人的徒勞努力，宣告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對此現象，后世有評論，“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處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些人還是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困農民破產，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我們的依靠。”
“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便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歷史的循環，便是如此，這是無可壓抑的人性，本來想要所有人都吃上飯，就是一個壓抑人性本能之惡的艱苦卓絕的偉大事業。
袁熙知道自己不能脫離于時代的生產力局限，去做出一些高高在上，飄在云端的不切實際的行為，他想要做的，便是給天下看到，起碼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沮授固然驚嘆于袁熙的想法，但他還是很快提出了反對意見。
“明公的想法，便是直接控制鄉亭，但沒有當地大族的支持，怕是寸步難行啊。”
“畢竟大部分土地都在他們手上，相比十有七八的冀州，幽州也占到了十之五六啊。”
“既要他們的土地，又要他們為幽州出力，老夫實在想不出什么方法，防止他們吃里扒外。”
袁熙嘆道“先生說到點子上了。”
他也不由嘆服沮授的敏銳，這個問題，宋朝表面的最為明顯，受到的反噬也最為激烈。
宋朝嘗試將士大夫從土地上剝離開來，于是以相當強硬的態度和政策限制了士大夫的土地數量，同時用俸祿來彌補。
想法是好的，但在士大夫看來，我既然土地都沒了，何必還要為你大宋賣命啊
女真遼國給的好處豈不是更多
于是宋朝誕生了大量的投降派，士大夫通敵成了宋朝的主旋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看到了這個隱患，知道地主遲早會成為依附于皇權的寄生蟲，于是一邊大力打擊地主管員，一邊用諸王分封來控制土地。
但皇帝只有一個，地主卻有千千萬，甚至分封出的諸王最后也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所以朱元璋也失敗了。
到了明末，反水的人不僅包括很多官員，還包括了晉商等勢力，便是因為他們和政體的聯系變弱，封建社會政體的根本是土地，剝奪了土地，便剝奪了認同感
尤其是商人，商業越發達，和國家政體的聯系便越脆弱，于是對政體的認同感也越薄弱，最終的道路，便是改換門庭。
歷朝歷代，商人有了錢便想取得地位，有門路的想方設法進入上層，沒門路的直接用家底造反，很多時候造反作亂的，都是私鹽販子起家的。
士農工商的排名，便是由此而來，不得不說，古人的智慧，有時候并不是那么簡單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僅僅是在現實中掀桌子那么簡單，人心中的那張桌子，也必須徹底砸爛。
所以袁熙對沮授道“所以我想請奉孝先生在義學中，把我的這篇東西作為必修討論的科目。”
“另外幽州的村吏安排，由公與先生主持。”
郭嘉和沮授聽了，都是面露苦澀，袁熙這人，每次讓他們做的事情，都是極為難辦的，這次更是坑中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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