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他，這是因為袁熙的理論，大部分不適合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最適合的做法，低下的生產力，可能低下的生產關系才是最適合的。
適合這個時代的經濟政策，需要以大量詳實的數據為基礎，而這些數字，掌握在擁有大量土地的世家大族手里。
換言之，他們比高高在上的天子更加了解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才能壓榨出生產力的潛力來。
所以天子一直想要削弱士族，卻又離不開士族，最后最能被迫捏著鼻子和他們共存。
袁熙也是如此。
說來荒誕，漢朝之初，人口能從一千多萬回到六千萬這個漢唐封頂的天花板數字，便是采取了士族兼并土地，同時允許奴隸買賣這兩項政策所致。
只有雙管齊下，才能發揮出類似于秦國戰事動員的潛力，最先限度的恢復生產。
在這其中，淪為成百上千萬奴婢黑戶的平民百姓，是沒有什么發言權的。
民為貴，君為輕，從來指的都是有土地的人。
沒有土地，便不是人，只是奴隸。
在這點上，文帝打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放出了世家這個怪物，讓其從先秦貴族的尸體上死灰復燃。
而漢武帝被史官如此唾罵，說他勞師遠征，窮兵黷武，其實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沒收了身為商賈的士族豪強土地，充作官田，打壓士族土地兼并，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被出身世家的史官抓著不放。
但其實他將官田以三十稅一的租稅，租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緩和了社會矛盾，同行興修水利，消弭了本來想要爆發的隱患。
王莽后來那套土地政策看上去是照搬周禮，其實很多細節都有所不同，跟漢武帝很是相似，只不過沒有把握好度而已。
在漢武帝的統治時期，土地兼并大大減少，官田增多，直到光武中興后，廢除了這項政策，士族大家重新抬頭。
但其也不是沒問題，為了控制增長過快的人口，漢武帝采用了遷民徙邊的政策，大半人死在路上。
袁熙很痛苦，因為他越是清醒，越是看明白現狀，就越明白為什么千百年來，封建王朝都走不出這個怪圈。
所謂社會改革，是建立在生產力上的，沒有相應的生產力，想要改變這個天地，只能是基于妄想的癡人說夢。
漢唐的人口上限，便是六千萬，一超過這個數字，必然天下下大亂。
宋明的上限，在一億左右，一旦超過，土地不夠吃，王朝便迅速衰落。
清朝傳入了馬鈴薯紅薯等作物，才突破到了三億，但本質并沒有改變。
歷史規律便是人口到了天花板，消費大于產出，必然會產生動亂，無一例外。
身為帝王，有時候就要狠下心來，用一些手段縮減過剩的人口，治世有治世的做法，亂是有亂世的做法。
治世是徙邊，亂世便是戰爭。
袁熙明白，以現在的生產力，想要恢復天下大治，就要將人口削減一半以上。
生產力是個很復雜的東西，不是說推出幾項前世的技術，就能在短短幾十年間，就能讓封建社會生產力達到現代社會水準的，那種情況只能存在于妄想中。
袁熙說了這么多，便是想要借助諸葛亮的智慧，看看能否走出一條自己想不到的道路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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