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萊賽特小姐問道：“既然如此，那為什么您的那位朋友不去贊揚政治呢？”
亞瑟回憶了一下海涅的為人，無奈的笑道：“您就行行好放過他吧。對于他來說，為了能夠融入這個社會，做一個物質和精神上的體面人，他已經把大部分能犧牲的東西都犧牲了。在信仰上，他舍棄了自己的民族改宗當了新教徒。在金錢上，他背井離鄉來到巴黎，甚至靠著近乎于勒索的手段求生存。如果他愿意贊揚政治的話，他本可以在從哥廷根大學畢業后就去贊揚普魯士的‘開明統治’，何必要等到流亡巴黎之后才開始贊美法蘭西政府的‘自由民主’呢？”
德萊賽特小姐不解道：“您是說，您的那位普魯士朋友來到巴黎之后仍然在批評政府？他不怕被逮捕后，扔到牢里去嗎？去年圣西門主義者的報刊《環球報》就被警察突擊查封了，主編米歇爾·謝瓦利埃先生還被判刑一年，要不是梯也爾先生出面說情，他這會兒多半還沒放出來呢。”
亞瑟笑了一聲道：“你這么說，倒讓我對梯也爾先生的印象愈發改觀了。至于，我的那位朋友，您完全不必擔心，自從早年在普魯士吃盡了苦頭，他現在做事已經圓滑了許多。雖然他依然會批評政府，不過說到哪種程度不會被捕，他已經拎的很清楚了。”
德萊賽特小姐看見亞瑟侃侃而談的模樣，順著話茬向下接著問道：“您看起來很熟悉政治上的事情，您是在不列顛當過議員嗎？還是說，這些都是您的長輩教給您的？”
亞瑟倒也不避諱從前的職業，反正就算他不說，這位小姐去英國公使館里打聽打聽也能知道他這個約克賊配軍從前是干什么的。
“其實我和您一樣，也不怎么關心政治，因為不關心政治便是我的工作需要。至于我為什么會了解這些，這也很簡單，因為我從前就是個突襲報社的警察。當然，現在的不列顛并不是十多年前，我們現在提倡出版自由，所以我們不能直接查封報社什么的。
但是如果上頭有需求，我們就得一直向報社提起訴訟，雖然絕大部分情況下，法官和陪審團都不支持我們的起訴理由，但是隔幾天起訴一次的話，給那些報社添點麻煩總是沒什么問題的。小報社被警察這么搞上幾個月，就得疲于奔命乖乖認輸。”
“那大報社呢？”
“大報社？大報社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報社，那都是有原因的。他們的立場比政府還要靈活，風往哪邊刮，他們就往哪邊倒，例如《泰晤士報》這種，他們都是跟著社會的風向走。如果《泰晤士報》忽然開始猛烈抨擊政府，那就說明這件事情在社會層面已經來到了不可逆轉的程度，我們一般也不愿意去碰他們的霉頭。”
說到這兒，亞瑟忽然打趣道：“其實我自從來到巴黎之后，驚奇的事情發現了不少。比如說，明明巴黎對于政治言論的管控更加嚴格，但是巴黎的輿論卻比倫敦更喜歡批評政府。我前天路過孚日廣場的時候，發現墻上到處都是鴨梨的圖案，我一開始還以為這是種植園主在為自家的產品打廣告。但是那位正在涂鴉的窮酸藝術家卻告訴我，他畫的其實是國王路易·菲利普。鴨梨只是大體輪廓，路過的行人在心中自行加上五官就算大功告成了。”
德萊賽特小姐聽到這話，輕輕揪了揪亞瑟的袖子，她小聲道：“這種事情您不能說破，這是巴黎人心照不宣的小玩笑。”
亞瑟聞言笑著眨了眨眼睛：“您莫非是忘了，我可不是巴黎人，而是個不懂規矩的地道英國佬。外國人在巴黎就只有這點好處，揣著明白裝糊涂，當局還不能隨意指責我。您不知道，身為一名倫敦警察，我在不列顛的時候都快憋壞了。”
德萊賽特小姐聽到這里，心中的疑惑總算慢慢解開了。
他原來是一個警察，后面又當了外交官，而且就連巴黎警察總長亨利·日索凱都很尊敬他……
德萊賽特小姐一邊思索著，一邊使了個心眼兒：“那您……您這次去漢諾威難道沒有把您的太太一起接過去嗎？我記得外交官出行，都經常帶著家眷的。”
“如果我有太太的話，我肯定會帶上的。”亞瑟開玩笑道：“畢竟我這次出來連秘書和廚子都帶上了，不帶太太好像顯得我心里有鬼似的。實不相瞞，如果不是我的另一位銀行家朋友正忙著處理倫敦的業務，他本來也打算和我一同來巴黎散散心的。”
“銀行家朋友？”德萊賽特小姐眼前一亮：“我能冒昧的問一句，您的那位銀行家朋友是誰嗎？說不定我爸爸還認識他，歐洲的大部分銀行家都和我們家族有生意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