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伱講一個故事吧。”
亞瑟抿了抿嘴唇：“在巴黎，有一個紡羊毛的工人，他抱負不凡，子女眾多，極愛他的妻子，而且還十分相信那些共和國。這家伙去年的時候瞧見巴黎的政治氣氛不對勁，于是就賭上身家買進一批紅羊毛，連天加夜的織成了一大批鴨舌帽。
這批鴨舌帽多到足以讓巴黎街頭的頑童每人頭上都戴著一頂。事實也證明，他賭對了，去年六月共和派在巴黎發動了起義，這家伙激動萬分的以為他的鴨舌帽肯定會暢銷。但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共和派的起義失敗了，而經過圣梅里大教堂的屠殺后，也再沒有人敢戴著這樣的鴨舌帽。
他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手頭的羊毛帽子卻全部滯銷。哪怕他愿意打折售出，巴黎的任何一個帽商也不愿意接手。這時候，他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如同一位銀行家盤算著要將投資在不可靠的企業的一千萬股票脫手。
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就好似銀行家里的羅斯柴爾德，霧月政變前的拿破侖，滑鐵盧戰役中的威靈頓。他到一家小酒館里雇了一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大學生，自稱是美國來的大船主，還付給大學生一筆錢，要他幫忙在巴黎采購貨物。
這工人叫他到一家巴黎知名的帽子店里去，這家店的櫥窗里正好放著一頂紅羊毛帽子。大學生告訴老板說，他想買進一萬頂這種帽子。帽子店的老板認為他簡直撞了大運，有同美國做成一大筆生意的希望。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里，用現鈔把帽子全數買下來。呃……后續的事我應該不用說了。”
亞瑟口中的這個故事雖然不是他親身經歷的，但也并非隨口杜撰而來。
因為這個身份背景正是維多克給他按照一件真實案例改編的。
那位大帽商在上當受騙后找到了大巴黎警察廳報警，案子正是由當時還在保安部任職的維多克督辦的。
但遺憾的是，工人和他雇的大學生一早就帶著錢溜出了巴黎。維多克最終只在工人的居所里找到了一張便條，上面明明白白的寫著這筆賬應該要算到維多克身上去。因為維多克如果沒有在去年起義時那么賣力，也許這個時候共和國就已經成立了，那他的帽子也就不會因此滯銷，也便不會要出此下策欺騙他人云云。
維多克對此恨得牙癢癢，發誓一定要把這群騙子捉拿歸案，但是還沒等他發力，他自己便因為大巴黎警察廳的權力斗爭被強制退役了。
或許是因為他對此事記憶太深，所以當亞瑟需要一個合適的背景時，他就干脆把這個故事套了過來，以便給自己出出氣。
克拉拉聽到這個故事，免不得要教訓這位在她看起來前途光明的年輕人：“這都是你急于求成的結果。你同我一樣，在巴黎看到那些人漂亮的新裙子、時尚的首飾、奢華的馬車，于是便叫這花花世界迷了眼，想要立馬過上和他們一樣的日子。就是你的這個心態，才讓那么多心懷不軌的家伙鉆了空子。”
亞瑟只是唉聲嘆氣道：“女士，我也是叫人騙了。那賣帽子的紡織工來尋我的時候，只說是美國公司來巴黎招聘采購專員，我上了他的惡當，去市區里的帽子店到處下單。結果案子爆出來以后，他已經拖家帶口的消失不見。主犯沒了，我這個從犯便成了替罪羊。他們把所有的債務都歸到我的腦袋上，這才欠了一萬法郎。”
克拉拉安慰道：“我先前就說了，在巴黎這個大社會過日子，你必須把你在書本上學到的那些虛假的故事拋開。這里到處都充滿了欺騙，人與人之間每天都在上演無情無義的背叛。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在促膝長談的一夜后，第二天黎明剛剛睜眼，便會毫不猶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
亞瑟點頭認同道：“女士，昨天你同我說的話，我整整想了一晚上。拿破侖在1793年是革命黨，1804年卻戴上鐵鑄的皇冠。那些在1792年時高呼‘不平等母寧死’的革命派，到了1806年時卻一個接一個的接受了貴族頭銜的封賞。
可見在法國，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道德方面，每個人走到終點都推翻他的出發點，不是用行為推翻主張，便是用主張推翻行為。政府也罷，個人也罷，根本談不上邏輯。因此，那些循著歷史道德主義的家伙連知名的學者都做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