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緊張，沒什么大事，就是普通的聊聊天。不介意的話，你先找個地方坐下吧。”
施萊登究竟有沒有涉及到學生暴動和意大利革命，這件事亞瑟比誰都清楚，畢竟全哥廷根上上下下一千號人，和這些事情牽連最深的便是學監閣下本人。
不過，為了打消多斯納的疑慮，亞瑟還是象征性的問了幾句：“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作為一個美國人，為什么你不選擇在美國本土上學，而是選擇來德意志呢？”
莫特利聽到亞瑟問起這個，笑著回道：“嗯……這個嘛，在美國上學當然好，可我雖然熱愛我的家鄉，但我依然不得不承認，即便是美國最好的學校，譬如老牌的哈佛大學抑或是后起之秀弗吉尼亞大學，在學術資源方面都沒辦法與歐洲大學相提并論。而且如果回國找工作，歐洲大學的文憑也總是比美國本土學校的文憑更受到認可。杰斐遜總統創辦的弗吉尼亞大學在招聘教授的時候，甚至直接注明了有歐洲學術背景的應聘者優先。正因如此，只要有機會，能來歐洲上大學自然是要來的。”
莫特利坦誠的態度令談話輕松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俾斯麥事先給他提了醒，又或者是看出了現場的氣氛不大對勁，總而言之，這個聰明的美國小伙兒一句拐彎抹角話都沒說話，絲毫不給多斯納懷疑他的機會。
“原來如此。”亞瑟也不想給學生挖坑，他盡可能的把話題帶遠：“不過，如果是來歐洲留學，去英國不是更好嗎？溝通起來沒有障礙，不必多學一門語言。我知道牛津和劍橋不收國際生，但是格拉斯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應該是不限制國籍的吧？”
莫特利聞言耍滑頭道：“當然，格拉斯哥、愛丁堡還有倫敦大學都是第一流的大學。在1815年《根特條約》簽訂以前，英國也確實是不少美國留學生的首選。但是，因為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去英國留學這件事在美國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光彩，再加上英國又開始不斷限制美國留學生的數量，所以事情就變得越來越遺憾了。
至于，不能去英國，為什么不去法國，而是來到德意志讀書。我猜這可能和斯塔爾夫人出版的那本《德意志》有關，那本書雖然是法語書，但是第二年就在紐約出版了英譯本。這本書在美國十分暢銷，許多人從那本書里了解到了德意志的風土人情、宗教哲學、藝術教育等等各方面。
我們波士頓哥廷根校友會的大部分學長們都是受了斯塔爾夫人的影響才選擇來哥廷根求學的。至于像是我們這些新一代的學生，則是受到了庫森先生那本《德意志，尤其是普魯士公共教育報告》的影響。這本書是1832年出版的，我在沒看到這本書以前，一度想去法國留學，但是當我看完這本書之后，我覺得我有必要來德意志試試。”
說到這里，莫特利還不忘夸贊哥廷根提供的學生服務：“事實上，我到這里的第一天就知道我沒來錯地方。根據政府的規定，無論是整座城市還是哥廷根大學都做出了各種調整來適應留學生的需求。我們一到哥廷根，多斯納先生就立刻了解了我的情況和需求，處處都有清晰的流程。從當地市民會確認我是否已辦理好住宿、教授會幫助我選擇合適的教師、學校員工確保我的其他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因此，我到達哥廷根一兩天之后，就對這里沒有任何陌生感了。”
俾斯麥聽到莫特利的話，只是站在亞瑟的身后沖著這位老朋友撇了撇嘴。
因為他記得莫特利私下里可不是這么說的。哥廷根大學的學生服務往好了說，叫做事無巨細。往難聽了說，其實就是婆婆媽媽、程序繁瑣。
如果哥廷根大學想要消滅自由主義運動，其實很簡單。只要學術委員會下發一份通知：要求學生每次舉行示威集會和暴動游行必須提前六個月打申請就行了。
因為按照哥廷根的辦事效率，六個月的流程通常得幾年的時間才能走完，而等到那個時候，學生們估計早就畢業去上班了。
不過，雖然兩人都會抱怨學校低下的行政效率，但是莫特利的學習態度顯然比俾斯麥這樣的德意志學生認真多了。
莫特利每天的作息十分規律，除了偶爾和俾斯麥小聚以外，他的日程表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每天5點準時起床，之后坐下來學習拉丁語，每周有3天學習到7點半，3天到8點半。
周一、周二和周五的8點，雷打不動的去上威廉·格林教授的德語課。雖然俾斯麥曾經鼓動過莫特利翹課，但是他卻從沒答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