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彼得大帝1721年頒布的《宗教章程》規定：東正教牧首制正式廢除，并建立隸屬于參政院的、與其它各委員會平行的宗教委員會，并由沙皇本人出任“最高牧首”。
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國的滅亡，借由《宗教章程》，歷代沙皇不僅認為自己是莫斯科及全俄東正教大牧首，還覺得自己是整個東正教世界的統治者和精神領袖。
而這，也是沙皇幾個世紀以來偏要與奧斯曼土耳其人過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畢竟按照沙皇的設想，他的首都既不應該設在莫斯科，也不應該設在彼得堡，而是應該設立在東正教世界的心臟——君士坦丁堡，身為‘第三羅馬’的凱撒，除了取得黑海入海口以外，他們還一直很想恢復羅馬帝國。
當然了，俄國人的這個想法，不論是對于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奧地利人、德意志人，甚至是英國人，都屬于精神侮辱，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贊同的。
你成羅馬繼承者了，那我們難道自認蠻子嗎？
去你媽的。
亞瑟開口道：“怎么？葉爾莫羅夫將軍對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有什么看法嗎？”
普希金回道：“他對卡拉姆津的書不太滿意。尤其是卡拉姆津關于基輔羅斯被滅國的看法，卡拉姆津覺得基輔羅斯被滅國是由于集中權力不夠，在基輔羅斯的200多年時間里，各位大公都沒能實現集權和統一，導致貴族之間各不相讓、骨肉相殘，所以把國家力量白白地消耗掉，這才導致了它的毀滅。把這種邏輯再往下推，就得出了蒙古征服對俄國來說是“禍福相倚”的說法，蒙古的征服帶來了毀滅、死亡和奴役，這是“禍”。同時，也迫使俄國走上一條集中權力和統一國家的道路，這是“福”。葉爾莫羅夫將軍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這樣的看法。”
撇開禍福不論，至少亞瑟當年看這段的時候，覺得至少卡拉姆津的邏輯是順暢。而且他也不樂意陷入關于這些問題的爭論，他是來做文化參贊的，又不是來研究社會科學的。
普希金是個民族主義者，對這種問題發表看法，誰知道會不會撥動他的神經呢。
亞瑟問道：“那葉爾莫羅夫將軍覺得應該怎么寫呢？”
“他自己倒是不想寫，但是他希望能有一支熱情的筆把俄國人民從卑微到強大的過程記錄下來。”
普希金開口道：“他還談到了德意志人的問題。差點忘了告訴你，當初保羅一世仿照普魯士進行軍事改革時，他就是堅定反對者，并且還因此被流放了。在軍事問題上，葉爾莫羅夫將軍是蘇沃洛夫式軍隊教育和訓練法的忠實擁躉，極度厭惡普魯士的線式戰術和警戒線戰略。他十分擔心宮廷里的德意志勢力，他說，如果沒有人記錄下這些當代史，那么再過五十年，俄國人就會以為，由于一些德意志將軍領導的普魯士或奧地利援軍參加了這次遠征，所以我們才取得了最終勝利。”
亞瑟訝然道：“俄國的情況有這么夸張嗎？”
“難道沒有嗎？”普希金諱莫如深道：“您可以數數宮廷里的大臣中，有多少是德意志人。”
亞瑟略一回憶，他來俄國的時間還不長，見到的俄國重臣也只有兩人。
但是好巧不巧，這兩個全是德意志人。
其中一個是第三局局長，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第二代移民本肯多夫伯爵。
第二個則是俄國的外交大臣，出生在西班牙的德意志貴族內塞爾羅德伯爵。
喔，對了，還有利文夫人的丈夫，利文家族同樣是來自德意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