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為了促進不列顛和愛爾蘭走向聯合，以國教圣公會對愛爾蘭進行逐步同化絕對是有必要的。哪怕這個同化的過程十分緩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這樣基本人權的嫌疑，但是哪怕要花上一兩百年的時間，這項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職也不僅僅是輝格黨損失了幾位得力干將這么簡單，因為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曾經長期充當著輝格黨內的粘合劑。
像是格雷厄姆這樣相對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在輝格黨內既可以與“過于有主見”的布魯厄姆勛爵和達拉莫伯爵說上話，又可以與帕麥斯頓子爵這樣老謀深算在托利黨與輝格黨之間橫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為什么要特意把布魯厄姆勛爵與帕麥斯頓子爵拎出來說呢？
那自然是因為這兩個人非常的不對付。
帕麥斯頓子爵與布魯厄姆勛爵的過節甚至在亞瑟還沒降生于這個世界的時候便開始了。
那是1806年，當時帕麥斯頓剛剛從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拿到文學碩士的學位，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為此劍橋大學不得不忍痛揮別這位兩度出任首相、前后執政長達20年的杰出校友，并重新選出一位代表劍橋大學新議員。
在不列顛，劍橋和牛津的議員席位向來被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年輕的帕麥斯頓很難對此不動心。
但不幸的是，對這個位置動心的可不止他一個，與當時籍籍無名的帕麥斯頓相比，同樣年輕但看起來更有前途的斯賓塞勛爵、阿爾索普勛爵和佩蒂勛爵顯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當時正擔任卡洛琳王妃私人法律顧問、已在不列顛政壇頗有聲望的布魯厄姆勛爵就曾給劍橋大學的麥考萊勛爵寫信，明確表達了他對帕麥斯頓的競爭對手佩蒂勛爵的支持。
布魯厄姆勛爵在那封信中難掩對帕麥斯頓的輕蔑態度：候選人之一的帕麥斯頓，一個月前才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他缺乏勝任這一職位所需的一切素質。我清楚地記得曾在愛丁堡見過他，當時他在愛丁堡大學上了幾年大學，后來又轉學去了劍橋。正是由于我對他的家庭和他自身的了解，所以才更令我百倍期望佩蒂能在劍橋選區獲得成功。帕麥斯頓的家族極端反對廢奴主義，在這方面幾乎無人能敵。而且我認為，這個年輕人實在太自我了。對這個年輕人來說，他來參加競選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所有充滿野心的目標中，廷臣的生活是最輝煌的。如上所述，你難道不覺得朋友們有著更多理由來竭盡全力支持佩蒂擊敗帕麥斯頓嗎？
因此，如果細數二人之間的梁子，實際上都已經結下快三十年了。
而在1809年，年僅25歲的帕麥斯頓被首相珀西瓦爾委以軍務大臣的重任，負責監督指導軍隊、民兵和志愿軍的所有賬目，并且他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19年。
如果撇去亞瑟與帕麥斯頓的私人恩怨不談，亞瑟必須公道的說，帕麥斯頓在這個位置上其實干得相當不錯。
帕麥斯頓在任期間，一直致力于提高軍隊效率，而且就不列顛在拿破侖戰爭中的表現來看，英國陸軍確實很少在后勤補給方面出問題。只不過，由于長期在戰爭部任職，帕麥斯頓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套熱衷于擁護國家權力和軍事力量的政治風格。
而且從那時起，他獨斷專行的脾氣便已經初見端倪，雖然當時他只有二三十歲，但他卻從不愿意在與兩任英國陸軍總司令大衛·鄧達斯爵士和約克公爵的斗爭中讓步。
當時的英國戰爭部遠遠不是一個如同今日各國國防部那樣顯赫的部門，許多老派軍官都認為戰爭部純粹是為了執行總司令命令而創立的輔助部門。但帕麥斯頓卻固執的拒絕以這種觀點看待自己的部門，為了讓戰爭部的權威得到確認，年輕的帕麥斯頓常常會和大衛·鄧達斯爵士、約克公爵吵得臉紅脖子粗，甚至不惜鬧到國王陛
而在戰爭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帕麥斯頓又打算在議會更多的發揮自身的作用。
只不過他剛剛生出了這個念頭，便在議會撞見了一位對他口誅筆伐的老對手——布魯厄姆勛爵。
按照帕麥斯頓自己的話說：“這位可敬而學富五車的官員對我進行了指責，我當然無法反駁這位值得尊敬的紳士本人。因為他很少用自己的觀點來干擾下議院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事件中謹言慎行，不愿與人爭辯，也不對憲法發表長篇大論。所以我決定讓自己專心于手頭的事務，專心于今年的軍隊預算。”
換而言之，在布魯厄姆勛爵擺出的“重炮”面前，帕麥斯頓按照軍事經濟學的常識簡單計算了一番，發現要想打贏這場嘴仗，要花銷的時間和精力肯定不小，于是便主動退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