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自此之后，61團圖盧茲之花的綽號便不脛而走。
威靈頓公爵認為應該設計一身漂亮的軍服提高軍隊榮譽感，這一點亞瑟倒是不感到意外。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蘇格蘭場的警官們在威靈頓公爵的眼中居然應當享有軍隊一樣的待遇，并且理應接受同樣的約束。
比起1829年蘇格蘭場剛剛成立時的人厭狗嫌，被內務部事務官們嫌棄的一幫“合同工”，或許這也可以算作大倫敦警察廳部門地位不斷進步的一種象征。
還不等亞瑟想清楚前因后果，帕麥斯頓笑了一聲道：“在我1815年去巴黎參加閱兵的時候，威靈頓公爵正帶領從半島戰爭中得勝歸來的六萬部隊前往巴黎。當時，普魯士的軍隊人數原本是公爵所帶軍隊數量的兩倍，但有意思的是，當威靈頓公爵抵達巴黎時，他的實力已經足以和普魯士人相匹敵了。盡管公爵并沒有收到增援部隊，普魯士人在戰斗中也沒有發生重大減員，但據我觀察，名義上有12萬人的普魯士陸軍人馬實際上并不比威靈頓公爵的部屬更多。你猜猜這是因為什么？”
興許是帕麥斯頓從沒有指望亞瑟會回答，所以他停頓了一陣后便自問自答道：“那是因為普魯士人，走著走著就不見了。”
亞瑟愣了一下，有些摸不著頭腦。
帕麥斯頓繼續解釋道：“大部分人會以為軍隊和游行隊伍差不多，領頭的一吹號一打鼓，后面的自然跟上。但很不幸的是，普魯士人可不是我們不列顛人這樣的‘守時民族’。公爵閣下的部隊，從波爾多一路北上，補給緊張，但依然紀律嚴明，人員齊整。誰該在哪個連隊、擔多少口糧、晚上輪誰站崗，統統清清楚楚。再看普魯士人呢？行軍途中三天兩頭就有人開溜，我聽說，有個騎兵連甚至直接自發解散了，據說是為了‘解救被擄掠的鄉民’，結果最后有人在盧瓦爾河邊發現他們幾乎人人腰上掛著一只不知道從哪個村子里摸來肥雞，一邊唱著歌，一邊醉醺醺地烤著火。”
帕麥斯頓接著說道：“當時威靈頓公爵就認為，個人掠奪是腐蝕法國軍隊的重要原因，今后也必將破壞普魯士軍隊，直到今日，他的這個觀點也沒變過。當然，個人掠奪不僅僅是在基層士兵，中高層軍官的掠奪雖然形式沒有那么暴力，但卻更具破壞性。因為當軍官們能夠自行征兵時，他們就會把軍隊變成了自己的私兵。今天要糧草的人明天就會得寸進尺地要錢，于是戰爭就變了味。
行軍打仗成了唯利是圖的投機事業，軍官們的關注點從贏得榮譽變成了聚斂財富。威靈頓公爵治軍嚴明，不允許軍官自行征兵，而是必須向軍需處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由軍需部就所需的文書戰爭部提出申請，而軍需供給則必須通過民眾所知的透明渠道配發下去的，由他們承認的權力機關操作。因此，對于民眾來說，這種負擔不像法蘭西或普魯士政府直接向民眾施加壓力或者由軍官個人朝令夕改那樣具有壓迫感。
結果呢，雖然普魯士軍隊和我們同樣消耗國家的財力，但是民眾唾棄前者而愛戴后者。至于在法國呢？在法國征收戰爭稅的難度非常大，沒有大筆錢款，每一筆財產都經過了細分。法蘭西的貴族當然已經毀了，而那些家財萬貫的新貴們則被拿破侖勒令毀家紓難、供給裝備，拿破侖會下令一個人負責糧草，另一個負責鞋子，還有一個人負責褲子，把他們當成水蛭，允許他們吸飽血，然后再逼迫他們吐出來。”
說到這里，帕麥斯頓又繞了回來：“話說回來，亞瑟，你覺得哪種管理方式更好？”
亞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回道：“自然是前一種，因為我在蘇格蘭場的時候，也是按照與威靈頓公爵相同的方式進行管理的。”
“好吧。”帕麥斯頓輕輕將這篇揭過：“當年威靈頓公爵忙著在巴黎郊外演習的時候，你知道我去干什么了？”
“巴黎的生活并不難猜，我兩年前在那里停留的時候，看到的是日夜不息的社交舞會和各種沙龍。”
“你說得沒錯，巴黎確實是個醉人的地方。”他頓了頓，像是從記憶深處撈出了什么：“可我那次去巴黎，可不是為了跳舞。那天晚飯的主角，并不是哪位漂亮的巴黎女伯爵，而是布列松先生。你聽說過這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