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成都城，形似烏龜，又叫龜城。
唐宋時期的成都城，因為把龜城包羅在內，又叫羅城。
據不準確考證，北宋城市人口數量，開封第一，洛陽第二，成都第三。
距離城墻還有好幾里，朱銘就看到大片房屋，城外也已經形成街市。由于缺乏規劃，稍微顯得雜亂，進城之后就規整了。
成都的城市中軸線主干道，街面寬達八米，全部鋪了地磚。
地磚是凸起的，中間高，兩邊低，便于排水。下水道雖然不如東京，但也深一米多。
城墻周長12公里，底厚8米，高度8米，城內面積73平方公里。
朱銘仰望八米高的城墻，不由撇了撇嘴，這玩意兒得智取啊。
從城市中心穿過，很快又發現城墻，原來成都還有一座內城。即便外城被攻破，內城還能繼續防守。
魏應時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由驚嘆道“吾所見城市，只有東京比成都繁華。”
張鏜說道“不愧天府之國，但洛陽還是比成都繁華一些。”
宋代的商稅很有意思，它有一個額度，而且是浮動額度。
隨便以一個縣舉例，計算該縣前五年初為三年的實收商稅，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稅取中數，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稅取高數，通過計算來確定今年的商稅新額。
這種新額，又是今后數年的祖額，形成一個商稅標準，從而判定官員的政績。
所以宋代的商稅很穩，且穩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樣越收越少。
朱銘在金州的時候，農業稅雖然收得不達標，商稅卻是超額貢獻。私欄被取締之后來往商船明顯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稅也大大增漲。
若以商稅考評政績，朱銘能判個優異。
宋會要輯稿在熙寧十年，完整統計過全國商稅額度。
若只論單個城市商稅，東京40萬貫排第一，杭州82萬貫排第二，楚州淮安678萬貫排第三，成都675萬貫排第四。
若論州府商稅，即把縣城、市鎮也算進去，開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萬貫，成都府排第三171萬貫。
商稅大體能夠衡量一個地區的繁榮程度，淮安單個城市商稅奇高，那是被鹽運給推上去的。把縣城市鎮也統計在內，還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臘攪亂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稅問題，還有田賦和其他苛捐雜稅。
親隨們有些帶著家眷，朱銘讓他們在成都玩幾天。
趁著機會，朱銘親自騎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鄉間民情。
很快他就發現，成都附近的土地兼并極為嚴重，同時似乎又不怎么嚴重。
說嚴重，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占有。
占地最多的，除了王、范、宇文三家，還有楊、李、郭、張、趙、劉、房、杜、勾龍、周、宋等等家族。
說不嚴重，是這些家族不斷分家，土地也不斷分出去。
這些家族的歷史太悠久了，以至于產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農。礙于同族同姓，主宗非但不能強占，還得給他們幫助。
兩相結合主戶比例居然很高。
成都再繁華，目前也跟朱銘無關，在此逗留十天便繼續前行。
一路坐船而下，經彭山至眉州，再向西去雅州雅安，最后翻山越嶺來到漢源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