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關于兩者優劣存廢之議當中最有遠見的還是第二次興學時呂公著的意見，在科舉正盛的神宗一朝他上表勸告，請神宗“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進者歲增，科舉取者歲減”，這樣花上一二十年便可以保證從科舉到學校的平穩過渡，但可惜后來兩黨斗爭愈發酷烈，這份意見也被束之高閣。
而關于徽宗為何選擇如此激進的做法呢
現代知識告訴我們，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時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則不同，由皇權和朝堂發起的改革本質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協。
變法新政既想求國家富強，又想求士人滿意，還想求個人好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一次次變法中受傷的永遠只有百姓。
而當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時候，再無妥協余地的新黨就只能向舊黨發起決戰，科舉就此取消。
事實上回顧宋史，因為封建時代變法本身的軟弱性，導致所有變法最終都只會變成對下索取，與三次興學相對應，宋朝的第一次苛捐雜稅激增就發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雜稅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時期，而且這還是建立在并未廢除仁宗一朝雜稅的情況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慘況和地主們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執政時的極度腐敗在咱們歷史課本上都有，故而此處就不再贅述，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水滸傳當中的智取生辰綱。
水滸傳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據宋江起義記錄加工而成，但生辰綱這道苛捐雜稅在徽宗時是真實存在的，而且相較于當時境況只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舉掣肘的太學制度也飛速腐敗。
事實上神宗的元豐年間太學就已經滋生腐敗，虞蕃訟案中虞蕃怒噴三舍法“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終查出連參知政事和開封府尹都有牽連，形成了震驚一時的元豐太學獄。
徽宗廢了科舉后，太學也很快偏離了三舍制以行實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時人非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
在單靠三舍法晉升的情況下，奔競賄賂之風大起，學術腐敗之風難剎，在公平這一點上比起來科舉反倒遠遠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學縣學在財政上更是困難，地方地主聯合官員侵吞學田更是屢見不鮮，于是十六年后科舉又重新舉行。
雖然最終崇寧興學本質上也是以失敗告終，但整體來說徽宗時還是繼承了前兩次的變法，將王安石抬到了孔圣人的身側，并最終推進出了北宋興文的終極形態。
其實回顧三次興學，雖然能列出來一百條缺點，但單單王安石喊出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跨時代的指導思想就已經值得肯定。
王安石是真正意義上點燃北宋變法興學之火的人，但恐怕他自己也不能確定這變法能走到哪一步。
畢竟教員說的相當明白，變法改革這事兒不是請客吃飯。
由上而下單靠皇帝一條圣旨推動，想要不流血的完成利益分配，幾乎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結局。
孔明感覺嘴巴里有點發干，端起來面前的茶水一飲而盡但猶覺不夠，最終就這么捧著沒水的水杯發呆起來。
面如平湖，但心中卻好似有驚濤駭浪與奔雷搏擊，無論是那王安石的大膽之言，還是后世那人對變改之事提綱掣領之見，都讓孔明難以平靜。
短短不過片刻的“漫談”，給他所帶來的震撼比之前那燭影斧聲要大得多。
處處似乎都在說治學，但又似乎都不是在說治學。
細處言語耐人尋味，驚人之言更是值得細細琢磨，于是最終孔明扭頭，撞上了龐統苦笑的眼神。
“便無那萬全之法”
龐統單刀直入問道。
“那范仲淹志趣高潔，這王安石亦是能為天下不惜身之人。”
孔明說起來這兩個名字也多有慨然，隨即道
“但你我皆不能求天下之人皆如這二者有圣賢之心高潔之志。”
龐統默然，但他身側的魯肅則頗為振奮，聞言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