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印案上鄭士利侃侃而談，但可惜在當時他的每個意見都踩在老朱的雷點上。
第一，他認為空印賬冊蓋的都是騎縫印，并非是一紙一印，普通人很難拿到，而即便流散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第二，部省之間的距離遠則六七千，近則三四千里，一次往返近乎一年，先印后書是權宜之計，而且由來已久。
第三，大明律當中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依此治罪恐難以服眾。
第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官員很難，能居郡守位的官員都是至少傾十年之功，這些個能臣并非是草芥能割而復生。
只是事與愿違的是，鄭士利的這封奏章并沒有起到他所期望的效果。
空印案的涉事官員并沒有被赦免，不僅如此，盛怒的朱元璋還對他進行了追罪，鄭士利因此獲罪流放，就連他那剛出獄的哥哥也被一起牽連，追加了個流放。
現代雖然大多用此奏章來質疑空印案是否是冤假錯案，但即便是放在古代，這封奏章也稱得上是在雷區跳舞。
這封奏章當中，如今現代常被拿起來說的是第二三條，即一個“由來已久”和一個“未嘗有空印之律”。
首先說“未嘗有空印之律”就有點詭辯的意思了，大明律當中固然沒有空印罪，但對如何造冊如何用印是有明確規定的，空印本身就是對這些用印條例的違反，說沒空印律顯然只是托辭。
至于說“由來已久”那更是雷區蹦迪，咱們之前簡述明初斷言“元失天下以寬”的“寬”是指法度廢弛。
這種用元朝法度廢弛來為今朝開脫的手段屬實是嫌自己命長了，也是生怕老朱不多想：就是合著你還在懷念“我大元”？
但即便如此，最終鄭士利也不過只是判了一個流放，而從其兄長是空印案涉事官員都能坐牢坐到刑滿釋放，就足以看出來空印案在當時并不是那么的談之色變。
這個結論反倒是會襯的另一個人頗為尷尬，即永樂名臣方孝孺，畢竟前面也說了，方孝孺的老爹方克勤就是因為空印案被誅的。
而事實上，如今所知的大部分有關空印案的內容也是來自于方孝孺。
在方克勤被誅之后，當時的方孝孺懇請恩師宋濂為父親寫墓志銘，并為此提供了先府君行狀，宋濂以此為基礎寫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
在墓志銘當中，方克勤清廉正直，在濟寧任知府時一件布袍穿了十幾年，每日三餐僅佐食一盤素菜，最終離職時被百姓自發作歌“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挽留，而最終死因則是因為被一個叫程貢的官員誣告貪污。
而眾所周知，明初朱元璋是說過“凡有大獄，當面訊，防構陷鍛煉之弊”的，當時大案基本上都是親自面訊。
所以方克勤空印案這事兒，要么是一個好官員在朱元璋面前含冤而死，要么是一個好兒子為父親曲筆太多。
孰是孰非這里就不說了也說不明白，另外還有個有意思的就是方孝孺還有兩個同鄉，于空印案當年上書，后來兩人結局都不太好，于是專門給兩位同鄉記錄生平，名為葉鄭傳。
也是因此，后來清修明史時將鄭士利和方克勤都單獨立傳。
不過相較而言，up主更佩服的是葉鄭傳的這個葉，即洪武九年因星象上書而死的葉伯巨。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的奏章里要表達的意思相當明確，主要批評就三件事：
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不同于鄭士利的東拉西扯，葉伯巨寫的至少算考證詳實，可惜朱元璋的回答只有一句：
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
這件事用現代的批評話說就是以天下為私產，小農意識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