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朝廷給出政策，兒臣不相信那些用不起農家肥的百姓會不用土化肥。”
朱高煦有把握，沒有人比他更懂得農民為糧食增產的渴望。
即便面對新鮮事物時他們會變得十分保守，但只要朝廷之中的官員率先開始使用土化肥，那百姓也會爭先效仿。
“你的政策是什么”朱棣詢問，朱高煦也順勢說道
“民間的風向，都是以官員為主，而官員又以宮廷為主。”
“兒臣準備說動在蘇松有田的官員使用土化肥，并讓他們吩咐宣傳，同時在各縣鄉鎮的官府衙門開設官店，以朝廷名義對土化肥進行擺放售賣。”
他口中所說的“說動”，倒不如說是脅迫，畢竟相比較百姓，當下的官員們更好控制。
蘇松二府多少官員手上的田是干凈的，他們比誰都清楚。
朱高煦這次承認他們手上的田，可以說為許多人免去了牢獄之災。
經過這么些年治國，朱高煦也差不多看開了。
均田地如果能均，那自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均，那就加強稅收和吏治管控，只要確保稅能收上來，并且能合理用到百姓身上去，那反倒利于管理天下。
田賦、雜項、商稅這樣的直接稅征收起來過于麻煩，倒是類似鹽、茶、鐵這樣的間接稅收起來比較容易。
如果不是當下大明的貨幣儲量還不足以支撐征收貨幣稅，朱高煦甚至想提前進行稅收改革。
在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提前進行貨幣征收，那只會適得其反。
晚明張居正一條鞭法原本是不錯的政策，可這個政策具有強烈的“泛江南”主義。
這所謂“泛江南”主義就是以泛江南的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湖廣、江西等中南、東南部地區經濟市場來篤定全國市場。
在大航海白銀不斷涌入大明的背景下，經營絲綢、瓷器、茶葉的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四省就好像工廠，不僅直面海洋貿易航道，也在生產加工售賣的產業鏈上穩步向前，故此經濟繁榮。
其次的廣東、湖廣二省，前者以二道販子的身份加入海上貿易，后者則是在江南廣泛種植棉花、桑樹的同時繼續耕種糧食，成為繼江東蘇松常湖等府之后的大糧倉。
江南雖然種糧食的人比以前少了，可他們做生意賺的卻多了，可以高價從湖廣買糧。
也就是說，海外流入的白銀，基本都涌入了這六個省的腰包里，這六個省也是從東向西最先開始貨幣市場化的省份。
對這些地方征收貨幣稅是沒有問題的，這點從晚明浙江動輒起運幾十萬兩就能看出。
不過相比較它們，大明的其它省份問題就比較糟糕了。
整個北方除了山東金礦開采情況不錯外，其余省份根本沒有太多礦業產出，所以在一條鞭法后，北方百姓變賣糧食為錢，再用來交稅成為常態。
關鍵在于，北方民間的貨幣儲量并不多，而朝廷征收貨幣后，也并未能將南方的貨幣集中投入北方發給百姓，而是分散在天下投入，并且北方投入除了軍餉外，其余投入并不算高。
如此長此以往下來，北方的貨幣儲量自然是越來越少，錢荒也開始隨之發生。
加上官員的貪腐問題得不到解決，百姓對于稅收的不滿和對法律權威的質疑現象開始增加。
這種情況下，如果合理整理吏治，適當政策傾向北方，那民意還可以挽救，不過這時大明已經進入了十七世紀。
隨著歐洲三十年戰爭開始，德川幕府閉關鎖國這兩種世界政治變化的發生，世界涌入大明的白銀開始急速減少，而貿易帶來的銅錢流出卻在繼續。
不僅如此，東北的女真崛起，西北的天災蔓延更是加重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財政問題。
這些各種問題，都是朱高煦需要預防的問題，因此他沒有一味的遵循世界經濟，而是將世界經濟漸漸變為國內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