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首次在英國面世時，他的理論并沒有和當時的基督教產生什么沖突。甚至達爾文當時還是劍橋大學的研究者而劍橋大學就是受教會所資助的，劍橋大學對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也沒有任何反對。
這是因為早期的歐洲生物學家雖然都不太相信圣經中關于生命起源的描述，但是卻很少會把人類的出現視為低等生命的自然演化結果，當時英國一些著名的牧師都是公開支持進化論的，甚至當時不少生物學家自己都信奉基督教，認為進化論這么精密的規則本身就是上帝的造物。
要直到幾十年后，越來越多研究者基于進化論和生物考古證據對于圣經之中的創世學法展開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才和基督教之間形成了難以彌合的沖突。
但本時空王文龍在大明提出進化論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歐洲經過長時間的基督教薰陶，普通百姓心中原始的宗教觀點早就已消散殆盡，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萬物有靈論，卻是普遍被接受的宗教思想。
大明境內就有各種各樣的創世神話，在這些神話中人類是由葫蘆里鉆出來的，人類是青蛙和蛇的孩子等等。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學者聽到這些說法最多也不過是引為笑談，并不會認為信仰受到了沖擊。
在華夏的傳說體系里認為人類最早就和其他的野獸無異，直到燧人氏教會百姓生火，嫘祖造了絲綢并教會百姓們紡紗織布，有巢氏教會百姓建造房屋，人類才漸漸依靠生產力和其他動物有所差別。
也正因為人類是依靠技術才區別于其他物種，明朝人很容易就能接受人類也是由更低等的動物進化而來的思想。
而此時天主教，卻還在傳教開拓的階段，利瑪竇他們需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將基督教的創世思想傳輸給百姓。
在這種情況下，上帝創世論和進化論之間的沖突遠比在歐洲來的激烈，歐洲人會天然相信圣經中的創世故事，而大明的信徒還要經過一道被說服的過程。利瑪竇的傳教對象還主要是大明的上層文人，這些人也是最近討論進化論最熱烈的群體。
利瑪竇在這幾天的傳教中，已經好幾次碰見在布道之后，有文人來詢問他進化論和圣經矛盾，利瑪竇根本回答不了。
基督教在大明可以獲得上層文人青睞就是因為傳教之時夾帶了許多歐洲的科技，進化論又富有純正的科學邏輯味道，許多文人并非出于刁難利瑪竇的心思，而是真的想要利瑪竇幫他解析兩者的矛盾。
面對進化論，利瑪竇連個借口都編不出來，甚至為此，這幾天他都不敢再往翰林院附近幾條街道跑了，生怕被那些閑的沒事的翰林抓住詢問進化論的相關問題。
王文龍的進化論還只是在喜好科學理論和談玄論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應，而他在京營之中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更是在京官群體中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兵部尚書王世揚那天在京營之中聽王文龍講了軍事經濟學的幾個理論之后，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員宣傳，大家越討論越覺得王文龍的理論對于大明有用，于是王世揚專門去請王文龍到兵部來坐坐。
王文龍的那點軍事經濟學理論純是無聊時翻網頁看到的，只有理論知識，結合現實一談妥妥露餡，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龍索性將自己所知的軍士經濟學相關內容寫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給兵部官員。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發展的最后一環，在這時，軍事學理論被稱作“兵學”。
明代兵學在歷史上其實相當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學，他們只研究將帥之學，“言必稱孫子”，重視所謂“權謀”，至于打仗則被認為是武官的責任，文人并不感興趣，哪怕是專業的史官記錄戰爭過程也經常一通亂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