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開出了什么價碼”
“你說什么”
全神貫注在i10高速公路與佛蒙特大道交匯處的出口匝道等待通行信號的韓易，沒有聽清楚車載音響內傳來的喬丹布羅姆利的問詢。
“我說，魯賓斯坦。他要幫你搞定鮑勃古德拉特，交換條件是什么”
“啊”韓易張張嘴，欲言又止。
“律師與客戶的保密特權，別忘了，老板。”聽出韓易的猶豫，喬丹布羅姆利笑了兩聲，“這個世界上如果還有一個能信任的人，那就是你每個月花幾萬美金雇傭的法律顧問了。合同約束、法律保障，我是來幫你解決煩惱的。”
“我知道，喬丹。”韓易清清嗓子，說道，“我只是在思考該怎么跟你說這件事因為魯賓斯坦，他并沒有開口索要任何東西。”
“什么意思”
“魯賓斯坦只是跟我說，會幫我約到古德拉特，等我28號再去紐約的時候，跟他見一面，在這位議員退休之前，提早達成一系列協議。”
“你還要再去趟紐約”
“是啊，va，忘了嗎”
“噢，對，差點忘了這件事請繼續，易，古德拉特想要達成什么協議”
“首先，我要跟鮑勃的兒子，羅伯特，簽一份特殊顧問協議。”
“他的兒子叫羅伯特，爸爸也叫羅伯特，他自己大名還是叫羅伯特。”喬丹布羅姆利揶揄道，鮑勃本來就是羅伯特的簡稱，“這家人，一百年想不出別的名字。”
“哈哈，沒錯，我想這就是家族遺產吧。”韓易向左打了一半方向盤，跟隨前車轉入佛蒙特大道，“在鮑勃正式退休之前，羅伯特將作為他父親的替代品，每年從瀚音樂領取53萬美元的薪資。”
“聽上去還行。”
2009年開始，參眾兩院的議員，固定年薪為174萬美元。從這一數據來看，鮑勃古德拉特下手不算太狠，要得并不多，只不過是其公職收入的三倍而已。
這種退休政客離開國會山，轉投k街公司或者大型企業的旋轉門機制由來已久。雖然“游說”這一行為，被認為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具體表現方式，受到憲法和憲法修正案的保護，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會山上都沒有成氣候的游說團體誕生。
十九世紀，大多數游說活動都發生在州立法機關內部，因為聯邦政府雖然擁有較大的管轄權，但并不經常處理與經濟有關的事務，而且，它的立法工作也不如州政府那么多。那時，游說通常是以“非常謹慎的方式進行”，很少，或根本沒有向公眾披露。
從1869年到1877年，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執政期間，即所謂的“鍍金時代”即將開始的前夜，游說活動開始逐漸變得激烈起來。那些有影響力的團體，試圖說服政府給予更高的鐵路補貼，并對羊毛制品課以重稅，以保證國內生產商的利益。與此同時，在內戰后忙著重建的南方各州，游說產業更是日益興盛，各行各業都希望州立法機構將重建款項撥進跟自己有關的領域里，或者開放一些不那么符合傳統迪克西價值觀的生意以提振經濟。
舉個例子，在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霍華德就代表彩票公司積極游說州議員和州長，以期獲得在州境內銷售彩票的，一本萬利的許可證。
從1880年代開始，截止大蕭條之前，美國社會進入了長達四十年的“進步時代”，各地開始廣泛開展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重點關注腐敗、壟斷、浪費和低效率的陳規陋習。那個時候，銳意進取的改革者開始批評說客對國會議員和州議員的腐化作用，公開呼吁加強對游說活動的監管與透明化。1928年，美國關稅聯盟通過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給胡佛塞錢的暗箱操作，成為了轟動一時的丑聞。關稅聯盟沒有向公眾披露他們的政治支出，并且也無法解釋他們為什么要將兩位說客千方百計地包裝成“華盛頓記者”支付報酬。
1953年，uatesvruy案開打，具體案情極為復雜，但基本上就是國會成立了一個專項委員會來調查可疑的幕后游說活動，而作為說客之一的愛德華魯梅利不愿透露交易和游說的具體細節。當時，著名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正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領導的最高法院，史稱“沃倫法院”，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自由的最高法院，沒有之一。
沃倫法院極為廣泛而強力地擴大了公民權力、公民自由、司法權和聯邦管轄權。通過一系列裁決，沃倫法院為美國帶來了“一人一票”、米蘭達法案、結束種族隔離、承認民權法案等一系列重大變革。按照范德比爾特法律評論的說法，沃倫法院創造的，是一場對美國歷史至關重要的憲政革命。
但就是如此左傾的一屆最高法院，也沒有對游說活動做出有力的限制。他們判決國會調查愛德華魯梅利的行為違憲，跟言論自由的原則相悖。而這一裁決結果，算是正式拉開了政治游說行業正規化、公開化、擴大化的序幕。
在新的政治氣候影響下，游說活動在二十世紀后半葉激增。據估計，用于游說的資金，從每年數千萬增加到數十億美元。1975年，華盛頓所有說客的總收入加在一起還不到1億美元，而到了2006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25億美元。退休后參與游說活動的政客比例，也從1970年代的不到5，暴漲到參議院50，眾議院33。
進入2010年代，旋轉門已經成為了國會山政客的不二選擇。2014年中期選舉選出的第113屆眾議院，有75名議員落選或者退出政界，截止2016年，39名議員找到了新工作。其中，50加入k街游說公司，20成為獨立游說顧問、175受雇為私企政府關系顧問、25進入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只有10留在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各類機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