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自省，謹慎地蜷縮在自己的世界里，打量著窗外這頭沉默的，隨時會張開血盆大口的巨獸。
她的父親不在乎，她的姐妹不在乎，她身邊的所有同族人，看上去都不怎么在乎。
但阿黛爾能敏銳地察覺到，她正生活在這個時代，對她和她的同胞，惡意最深的一個國家。
即便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維也納，和奧地利這一整個國家，都是游客們口中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地方。無處不在的區別對待，和聽見異國語言之后的冷漠面孔，是奧地利人對所有不說德語的外來客最司空見慣的惡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都是如此，當年的奧匈帝國會是何等模樣，就不難想象了。
維也納，是多瑙河畔最古老的人類定居點之一，也一直是護衛在東西方文明交界處的堡壘城市。維也納的建立，就是為了抵御外來者，但自古以來就沒有擺脫過移民的影響。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來的奧瑞納人在這里留下象征生育的母神雕塑后，繼續遷徙到法國和西班牙去繪制洞穴壁畫。躁動不安的凱爾特人沿多瑙河而上，在樹木繁茂的懸崖邊建立了定居點。后來的羅馬人，將之稱為文多博納。
著名的五賢帝之一，戰士皇帝馬可奧勒留親自守衛這座堡壘里豐饒的葡萄園，擊退了馬科曼尼人的進攻。他將城墻建得更高，以抵御匈人、哥特人和阿勒曼尼人。
很快，它就成為了基督教世界的東部邊境，對抗斯拉夫地區的入侵者，和呼嘯掠過匈牙利平原的馬扎爾騎兵。隨著駐軍的增加，這座不斷壯大的城堡被冠以了一個全新的名字，維也納。
換句話說，這座城市，自誕生以來就是包容與排外的結合體。一邊接納新生文化，一邊對抗異端勢力。而在這張標注著敵友關系的光譜上，猶太人，被放在了一個微妙而尷尬的位置。
維也納近郊的一座兒童墳墓里，曾出土過一個謄寫著猶太祈禱文的金色卷軸“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是我們的神主是獨一的”這份卷軸的出土，可以將猶太人在維也納地區的存在推回到公元三世紀。也就是說，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應該是羅馬奧地利的共同創始人。
但隨著基督教取代多神教，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與猶太公民的關系也變得反復無常。他們被接納，隨后又被驅逐。被允許以商人的身份返回城市，但不允許在城堡內擁有房屋。如果猶太人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變得過于成功，任何偶發的瘟疫、干旱、戰爭和饑荒等不幸，都會讓原本和平的鄰居，變成紅著眼要殺光所有猶太人的革命者。
猶太人被稱作是殺害基督的人，是剝削正直基督徒的放高利貸者。而當他們逃離時，則又會被譏諷為無能的流浪者。
這一情況持續了上千年的時間，直到進入十八世紀末期，憑借著他們在商業領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對揮霍無度的男爵、伯爵甚至王子的財政救助，猶太人漸漸贏得了貴族的認可，甚至間或有之的榮譽頭銜。
1814年，參加拿破侖戰爭之后，旨在重新分配列強利益的維也納會議的各國外交官們，紛紛涌進猶太貴族范妮馮阿恩斯坦舉辦的盛大沙龍。威靈頓公爵、塔列朗親王、普魯士首相，還有施萊格爾等政商文化領域的巨擘，皆不約而同地隨著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奧地利的山地求愛音樂翩翩起舞。
當時的維也納人，為這種音樂催生的舞蹈起了個名字，叫做華爾茲。
這場史上最成功的華爾茲舞會，標志著猶太人正式走上了歐洲的主流舞臺。1848年，維也納進行了猶太解放改革，約200個富裕的猶太家庭獲得了自由置業和遷徙的權限。加利西亞、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猶太人開始向帝國首都進發，以追尋更無拘無束的生活。
拆掉城墻，拿起工業化大錘的哈布斯堡王朝，開始頻頻向這些猶太巨賈示好，請他們為鐵路和工廠建設資金，作為回報，王朝會贈予他們象征榮耀和地位的貴族頭銜。羅斯柴爾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謝伊家族，積極融入這個國家，成為維也納的“第二階層”，即傳統天主教貴族之外的新晉貴族和實業家。
1860年至1900年，維也納的猶太人口從6000人暴增至147000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馬勒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擠滿了首都的歌劇院、戲劇院和高等學校。猶太人口只占維也納總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學校里這一數據卻是30。猶太人積極學習新近開設的科學與醫學專業，也開始有意識地培養藝術家、政治家與其他知識分子。
正如記者斯特凡茨維格所說的那樣，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交點時刻，“無論誰希望在維也納有所作為，都必須依賴猶太資產階級”。
猶太精英，成為了中歐的“知識水泥”、“財富水泥”和“社會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