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經費不足。近幾年，紅黨的地下組織在黨務調查處的不斷打壓之下，處境十分艱難，不大可能拿出這么大一筆錢購買情報，反正以他的認知，這種可能性很小。
二是毫無用處。退一步講，即便紅黨的地下組織有財力購買情報，這些關于日軍的情報給誰呢難道是針對日軍的部署寫上幾篇譴責的文章這顯然沒有必要。
他更加傾向于這些情報是給另外的買家，也就是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的，畢竟這些國家在華都有利益。
方如今也認為張鑫華的推測確實有幾分道理。
一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雖然沒有撈到好處，而且還損失了部分利益，但是維權的意識越來越強烈，此后開啟了“修約”運動，修約的主要內容就是收回列強在華的租界。
1919年收回了天津德奧租界和漢口的法租界，1924年收回俄租界，1927年收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等，英國、法國、德國等在華利益大幅減少。
說更直接一點，就是西方列強從一戰后陸續退出中國。
當然了，他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退出，而是因為一戰后，大家沒有實力到這么遠的地方來攪局了，所以暫時收縮力量。
此后德國不斷崛起，法國的重心全放在德國身上，隨著蘇聯的不斷崛起，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又開始擔心蘇聯變得強大，所以這個時期西方是自顧不暇。
但是，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各國的情報機構在華仍是不斷地搜集情報，以支撐國家對華戰略決策。
據張鑫華介紹，在臨城，西方各國的情報網絡多有滲透，甚至還存在一個成規模的情報市場。
如果“鷂子”就是一個情報販子，這種一女多嫁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方如今馬上意識到，“鷂子”的這種做法很有可能會給臨城站帶來一線生機，也許530保險箱中被盜走的情報還有副本的存在，而且這種情況并不被特高課所掌握。
不過，由此引出的疑惑又來了。
在案卷的后面，附著詳細的監視記錄。
從記錄上面看，“鷂子”確實沒有出過房間。
他到達臨城的第一天幾乎都在睡覺，甚至連晚飯也沒有吃。
這一點，一街之隔監視點里的行動隊員可以作證。
530房間的窗簾一直都是半拉著的，而且晚上房內還開著臺燈，這些情形在望遠鏡里看的很清楚。
第二天，“鷂子”起床之后的活動多了起來，但基本上還在監控當中，只有上午十點半到十一點半的時候將窗簾拉了起來，從行動隊員的視線中短暫地消失。
雖然這中間有一小時的時間，但臨城市區也不小，而且中間河汊縱橫，“鷂子”絕對不可能在這一個小時之內，從湖邊村飯店到大興銀行，辦理重要物品存蓄業務，又從大興銀行返回湖邊村飯店。
排除這個結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據銀行的工作人員回憶，存放物品的人有些上了年紀，并非“鷂子”本人。
這一點，王韋忠拿著照片已經讓工作人員確認過了。
而且，物品存放的時間是當天下午兩點，這個時間“鷂子”一直都在監視人員的視線范圍之內。
而另外一種可能，則是類似交通員之類的人從“鷂子”手里拿走了情報。
但是據張鑫華稱，行動組對送餐的侍應生等凡是跟“鷂子”接觸過的人，都進行了認真的盤查，并沒有發現夾帶之類的情況。
這一天多的時間中，一共送了四餐，分別是前一天的早中晚三餐以及事發當天的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