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他的勸諫之后，朱翊鈞才有所收斂，后續這幾年，每年在全國范圍內的免稅、減稅大多保持在三十萬兩以內。至于去年，因為定策了要開藩禁，朱翊鈞在這方面更加嚴格，全年減免只有十四萬兩，而這里頭基本沒搭理江南風災這一茬。
換句話說，南京戶部說少收了七萬多兩稅銀是因為風災，這個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腳。
其次，江南風災雖然肯定會對經濟造成損失，可江南糧稅早就不依賴江南自產的糧食了，江南諸省自己都要從湖廣買糧，這江南風災怎么影響糧稅湖廣糧稅也歸南京戶部管，但湖廣又沒風災，更不可能影響。
不過去年風災到底還是影響了一些經濟活動，比如桑樹如果被吹倒就會影響蠶絲產量，織廠、紙廠等工坊在風災天下也沒法開工等等，所以受災害影響更直接。
這些人里頭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錫爵這樣官商兩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災之后得找點手段彌補。
糧稅減少，實際上就是這么來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戶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錫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當然首先就會認為高務實是盯上了這件事，繼而要把手伸進南京的財政大權里來。
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但雙方的利益始終是比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布置。
申時行給南京方面的心學派高官再次寫信，提醒他們不要只顧著自己寫自陳，還要多關注手下的心學派僚屬，至少在給他們的考語上一定要往好了寫，同時也要在其他各個方面注意“保護干部”。
王錫爵則更直接，首先給自己家里寫了信，讓他們把賬目好好整理一番，務必讓每一條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碼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過分，以免在接下來的調查中出了什么紕漏。
緊接著又寫信給南京戶部中的相關官員，也讓他們立刻查賬，把該“平”的賬目趕緊填平，每一條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來要是沒有問題的。
具體到去年的風災減征，王錫爵雖然不肯把話落在筆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災情之下，不忍強征”這一條，千萬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說事，你們只管說不忍強征就完事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制度就擺在那里，繞是繞不過去的，但“不忍強征”就把這事拔高到道德問題上來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么地位不必多說，只要把稅收不上來從法律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性質就大不一樣，哪怕最終高務實找到借口要清查，對此也只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正人君子”在這個社會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權，有時候連違法都不能加罪。
兩位閣老君子忙完這些，都自覺安心了不少，接下來就只能等著高務實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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