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對于宗教文化，人與上帝或者說自然層面之間更不可能有一個中間環節，哪怕是基于個人層面的，個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梁教會組織，也被認為是多余的，500年前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給廢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個人與自然上帝之間存在一個中間環節社會，更不能理解這個中間環節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層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為在那里，只允許存在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許有一個，就是贖罪。因此，基督徒面對復雜的世界，只會、也只能考慮兩個因素神和契約。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識，因為人群客觀存在，但那叫群體，而非社會。
社會與群體的區別，就類似兄弟與朋友的區別。社會中，兄弟之間的關系是客觀的、被動的、是不可選擇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哪怕是打得頭破血流、哪怕是成為仇人，都得一鍋吃、一炕睡，必須包容、沒有自由。
而群體中，朋友之間的關系，則是主觀的、主動的、是可以選擇的，和則聚、不和則分，充滿了自由。
沒有社會意識，關于人類的存在和組織形式就必然發生扭曲，這才有了法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個所謂“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實這個東西并不復雜，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質就是個人讓渡部分權力和自由給國家，換取國家對個人的有限保護。
這里多說一句，社會契約論里的“社會”，英文是cia，意思本來就是群居、人群，當年日本人自作聰明地誤譯為“社會”，結果遺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國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質上就有區別。
也就是說，“現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個人授權產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決于個人選票授權，政府對個人的責任是有限的個人層面的契約范圍之內，個人選民關注的是，政府是否損害個人權利根據契約，而不是政府能否對自己充分的保護。
既然個人讓渡的權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責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個比方，過去歐洲人的決斗，一定要在現場的法官、警察監督和公正之下舉行，為什么因為他們法官和警察的責任，是保障決斗的過程符合契約，而當事人的生死結果并不在其責任范圍之內。
這就是基于個人契約的、有限責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國不同，歷來中國的政府都不是基于個人契約、個人授權的，其合法性不取決于個人。從古至今，中國的政府都是基于社會要求、社會授權、由社會精英選拔組建或戰爭獲勝，對社會中的每個人承擔無限責任，其合法性取決于社會所有成員對其盡責結果的認定、而不是其產生的過程。
換句話說，在漢文化中，社會是個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為社會的管理機構，朝廷也好，政府也罷，就都必須“以民為本”，對所有人的生存和發展負總責。
這就是基于社會的、無限責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個對比，美國警察救人只是一種“工作服務”，這個“服務”的前提不足以讓他拋棄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滿足。而中國警察的首要責任是保護社會每個成員的人身安全，為此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換取獲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經常聽見說在美國襲警有多嚴重，動不動就被警察拔槍斃了，但中國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擁有危險武器的嫌疑人，否則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槍射擊連鳴槍示警有時候都會在事后內部受罰，因為涉嫌執法過度，對人民群眾造成了威脅。
這就是區別。注這就好比為什么我們應對疫情是“三盡四早”，而西方只能“群體免疫”，連作業都不會抄。不是會不會的問題，是他們做不到的問題。
那么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高務實又為何堅持認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