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其原因，而且這個原因早已形成，難以更改，只能順應。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攆走了神，結束了中國的宗教文化時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權力架構并不能隨之自動消失。
人，最恐懼的是不確定性，誰知道明天會怎樣下輩子會怎樣子孫會怎樣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確定性。
不確定的存在并不能確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確定的政權或王權、皇權都無法確定性，只有穩定且確定的神權，才能擔負起確定性的重任，而成為權上之權，從而與政權形成二元權力架構。
確定性、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對重大事項決策，就是神權的三大職責。從而形成后臺神權與前臺政權皇權的穩定配合，管理權的所有權屬于神權，管理權的使用權歸于政權。
這就如同誕生于宗教文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當于神權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相當于政權的公司ceo、總經理及各部門擁有使用權，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當周王朝拋棄了神，那么有困難就只能找社會，當然應該由社會確定性。但問題是，社會是個抽象概念，誰代表社會
周公想到一個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確的社會“制度”來保障確定性，這個制度就是禮樂制度，我們的漢文化也因此被稱為禮樂文化。
在后世的中國，禮樂文化的內容雖早已湮沒于歷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導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
用今天的話說，“禮樂”就是憲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政思想禮樂制度就是中國最早的憲政制度。
“禮”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讓掌握政權者明白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時也讓民眾清楚將會面對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這也就是現代憲政理論所說的，用制度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并建立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構成的體系。
長久以來，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讓平日里難得一見、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屬一個家族，以此增強凝聚力。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實就是國家級的制度性祭祀活動，以強化中國人的同屬感，這就是“樂”的本意。
我們不能約束神，但我們需要約束人，所以我們就用制度代替神來約束人。
什么是憲政不論學術專業，簡單通俗地說，其實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權，對全民確定性。
當孔子以仁義、以君子之道將禮教再次拔高，當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將神權與皇權綁定，中國的正統皇朝也就都成為了無限責任政府，需要為全天下負責，無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嘯颶風蝗災雪災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現，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國有奸佞歸根結底一句話總得有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