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郭康這些年，一直在進行思考，試圖歸納出軍事發展的理論，但時間長了，他也漸漸放棄了。因為他覺得，強行歸納好像也沒什么意義。
現實中的軍制沒有太多“先進”、“落后”，更多地只有“適合”、“不適合”。對作戰結果的影響因素太多，強行劃定一個“先進”標尺，是沒什么意義的，甚至會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
比如，同樣是軍官選拔制度，和承包制度同期，清朝的規則就“先進”得多。清軍軍官的主要來源，是行伍之間提拔和武舉考試。其中，又以行伍出身、戰功提拔為武職“正途”。普通士兵如果戰績出色，真的可以做到將軍。而這在同時代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是幾乎不可想象的。
勛貴子弟雖然存在，但遠不如這二者多。相比人均買官、近乎全員都是拼爹老貴族的英軍，怎么看都應該是清軍更“先進”才對。
而且，就算清軍腐敗，提拔制度可能出問題，那也是在官僚制度下的腐敗。英國人倒是根本不用考慮腐敗概念花錢買官本來就合法，整個軍隊也是外包的，貪污、行賄的概念都失去意義了。
所以，要是這么來分的話，那清軍的組織才明顯更先進。按理說應該是大清將士受先進制度激勵，積極奮戰，一舉把英夷趕下海才對。但實際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清軍不止是面對洋人時，才這么不堪一擊。這已經是老毛病了。
乾隆年間，山東清水教教主王倫率眾起義。在臨清縣城附近，清軍與義軍遭遇。清軍包括二百五十名德州八旗，二百五十名綠營兵，義軍則由六七百人組成，主要是當地農民。
交戰開始，清軍試圖展開兩翼包抄，義軍則分為三隊，發起沖鋒，一舉將清軍截成兩段，清軍隨即潰散，戰斗結束。
事后，清廷進行調查，發現250個旗丁中，陣亡46人，戰后逃回來八十多人，其余的120人左右都不見了，估計是趁亂逃亡了綠營250人，陣亡9人，戰后逃回七八人，其余的230多人也都不見了。而按事后被捕的義軍俘虜供述，他們那邊認為，己方死亡十余人，殺死官兵五六十人。兩邊的數據是能對的。
而這，還是乾隆年間，清朝尚且是強盛時期的水平。
到19世紀，就算是祖魯人來打清朝，如果他們有英國艦隊的機動性，贏幾場都不是問題。當然，打完之后得趕緊走。畢竟這些人長得比較特殊，可能被村民誤認為野怪，遭到剿滅
清朝的檔案記錄非常多，保存數據十分豐富，又正好是個特殊的時代，導致出現了很多“魔幻”的現象，堪稱刻板印象破除器。從這里不難發現，對戰爭的影響因素會有多么豐富。
所以，設定一個“近代性”或者“現代性”的概念，然后簡單找幾個定義，給符合定義的貼一個“先進”的標簽，并不是個靠譜的方法。強行往這些“先進性”湊，也不見得靠譜，甚至可能造成反面的影響。
這個例子就更好找。
比如，在塞里斯兵法家看來，約束士兵，嚴肅軍營環境，禁止娼妓出入，是紀律嚴明的標志之一，算得“先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