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撒切爾夫人之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保守黨內部已經不存在親歐派了……”
喬·哈里曼有些無奈的對巴倫說道：
“如果旗幟鮮明的表明親歐的立場，那么恐怕在保守派的內部將會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卡梅倫現在需要保守黨內部的支持，每一次對歐盟的妥協，都會令他在保守黨內部承受巨大的壓力。”
她自然明白巴倫的利益所在，而以喬·哈里曼所做出的依附對方的選擇，那么肯定是需要執行巴倫的意志，但現實來說，即便是爭取避免脫歐公投的發生，在保守黨執政的當下，也是非常困難的。
這也就無怪于在巴倫前世的時候，卡梅倫因為英倫脫歐公投成功而辭去首相職務的時候，有人調侃的那句話：
“保守黨首相上臺時以為最大的問題是管理英倫；他們下臺時才明白，真正的問題是管理保守黨……”
其實英倫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的第一次公投最早發生在工黨上臺之后的1975年，當時進行公投，是為了彌合工黨內部在與歐共體關系上的分歧，時任保守黨領袖的撒切爾夫人則為使英倫留在歐共體而搖旗吶喊。
后來在保守黨重新上臺后，撒切爾夫人在與歐洲發展關系過程中越來越持疑歐主義立場——她最為著名的一句話就是“把我們的錢要回來”，當時她是為了迫使歐共體在預算問題上向英倫作出讓步……
她還在歐共體的表決制度、社會政策等領域持強烈的反歐立場。
撒切爾夫人的疑歐主義立場當時在保守黨內部引起親歐派的強烈反對，并逐漸失去了他們的支持。
1989年10月，她的財政大臣尼格爾·勞森辭職，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倫是否加入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問題上與她發生了嚴重分歧。
1990年，她的親密戰友，前財政大臣、在任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辭職，杰弗里·豪在下院發表的辭職講話中，一向溫和的他以激烈的言辭指責了撒切爾夫人越來越強烈的敵視歐洲的立場，認為撒切爾夫人的歐洲政策危及保守黨和英倫的未來。
當時的保守黨內在歐洲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是導致撒切爾夫人最后辭職的原因之一。
后來梅杰繼任首相，他力圖從撒切爾夫人疑歐主義立場上后退，但同樣受到保守黨黨內強烈的批評——不同的是，如果說保守黨內對撒切爾夫人的批評主要是反對其強烈的疑歐主義，那么對梅杰的批評卻是因為他疑歐主義態度不夠強烈。
所謂疑歐不絕對，就是絕對不疑歐……
保守黨內部在歐洲問題上的分裂公開化，也成為1997年保守黨在英倫大選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之后繼任保守黨領袖的黑格、史密斯和霍華德都是聲名遠揚的疑歐主義者，尤其是史密斯，更是成立歐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堅決反對者。
而歐盟在這一時期的每一次發展，都會在保守黨內部引起更大的爭論，甚至引發黨內的分裂和議員的叛出——有些議員加入了立場更為極端、以脫離歐盟為唯一目的的英倫獨立黨，這些成員中例如提特福德、納普曼、皮爾森、法拉奇、納特爾等人還先后成為獨立黨的領袖，而獨立黨的出現也進步推動了保守黨的疑歐主義情緒的發展……
從邏輯上看，1990年撒切爾夫人的辭職本應該是保守黨超越撒切爾主義的時機，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
在1997年新當選的165名保守黨議員中有140人屬于疑歐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