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的土地送給了別人，至少明面上是這樣，地契是別人的名字，自家只能繼續耕種，而之所以會如此，還不就是因為自家和甲長、里長關系不好，擔心被抽去服徭役，客死他鄉。
土地雖然送人，每年要繳納的地租算起來其實也只是比那些自耕農稍微重一點，但不再擔心服徭役的事兒，貌似還是能夠接受的。
只是，若是以后朝廷真的就按照此法長期執行的話，那就有點虧了。
畢竟最最重要的就是，投獻后他們的身份變化了。
不僅沒了名義上的土地所有權，還沒了戶冊，成為主家的奴仆，自家要是能出個有出息的孩子，都不能參加科舉，這可就對不起先人了。
和后世人對此時代農民看法截然不同的是，雖然大明的百姓整體上承受著各種“苛捐雜稅”，但整體生活水平其實也沒有想象中那么低。
各家農戶都會在自家孩子八、九歲的時候送孩子蒙學，進私塾學習個一兩年時間，讓他們能識幾個字，至少會寫自己的名字。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意識深入人心。
如果私塾老師再說孩子有天賦的話，那就是砸鍋賣鐵也會供自家孩子學業，直到供不起為止，為的就是賭科舉的獨木橋，希望自家孩子能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一條路，舉人、進士的功名，最后入仕為官，徹底改變一家的命運。
江南為什么文化昌盛，因為民風如此，大家都愿意讓自己孩子讀書博前程，甚至不惜賣房賣地，賭上一家老小的未來。
當然，這樣的人家畢竟也是少數，私塾老師也不會為了每年那點束修昧著良心說瞎話，把沒讀書天賦的孩子騙到私塾來讀書，說什么文曲星下凡的話。
都是有功名的人，臉面還是要有的。
收太多不成器的弟子，結果沒幾個能考取哪怕是秀才功名，在同窗好友面前也會覺得抬不起頭來。
對于開私塾的老師來說，自己的功名之路已經無望，所以他們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家孩子和學士身上，對學士的要求自然是寧缺毋濫。
而這個時候，那些投獻土地的人家就會悲哀的發現，自家的孩子因為是主家奴仆的關系，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就算主家發善心同意自家子弟去考試，也必須是以主家子弟的名義。
于是乎，他們的心就開始有了變化。
為了孩子的出人頭地，有些人家就會開始向主家鬧事，希望團結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改變什么。
地契已經改名，自然就不要奢望了，可是只要通過向官府告狀的方式，就算不能要回土地，可是最起碼也想從和主家之間的奴仆關系變成佃戶關系，恢復自家的戶冊，這樣就能讓自家孩子可以讀書。
官面上，應天十府及下屬州、縣開始轟轟烈烈向百姓傳遞執行“一條鞭法”政策的時候，在民間的百姓也開始自發的串聯起來。
當然，參與串聯的都是那些早年間投獻土地委身為仆的人家，而其中最活躍的自然就是家中有人讀書，而又被先生認為有讀書天賦的人家。
不過，這一切才剛剛開始，雖然下面有所動作，但并沒有完全鬧開，大家更多的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朝廷政策的變化。
直到數日后，知道江西早在去年就得到朝廷許可開始全省推行一條鞭法試點，朝廷還似乎有打算全國推行后，他們之前本就蠢蠢欲動的心才徹底燥熱起來。
一張張的狀子飛進了縣衙、府衙，不管是縣令還是知府，都深知其中關節，原本這樣的狀子要是平常時候遞到他們手里，那是直接棄之如履，根本都不會多看一眼，可現在情況不同了。
應天巡撫是什么人
那可是有名的海瑞，敢抬著棺材對嘉靖皇帝諫言的海瑞，一篇奏疏罵皇帝，罵奸臣，完全不顧生死的人。
他在江西和浙江任上就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賄，并推行一條鞭法，強令士紳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