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筆銀子，以往其實也存在，地方上在沒有工程需要征發徭役的時候，都會將其折稅收取。
還是因為這不是朝廷常規項目，在朱元璋的美好想法里，那就是朝廷需要的時候征發民力，不需要的時候，自然是讓小民休養生息。
只不過事實證明，那不過是他一廂情愿的想法。
官府收取的丁銀并不上交朝廷，而是留在地方上，最后其實就是進了官員們的口袋。
攤丁入畝以后，賦役合并折銀，所有稅銀自然要按比例送交朝廷，剩余部分才是地方上的。
地方需要銀子，那就向朝廷伸手，朝廷也好控制地方，不失為一個妙招。
其實到了后世，所謂的稅改也就是對稅收分配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爭奪稅收的分配權。
張居正的經濟之道，其要點就在于土地。
此時全國土地兼并和欺瞞官府的現象十分嚴重，丁口逃亡，戶籍不清，地方的賦役負擔極度失衡，導致“國匱民窮”，收益的只有地方士紳和官員。
對此，張居正就產生了在全國重新丈量田畝，清查偷漏的田產的打算，同時還要追繳積年欠稅。
實際上，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繳積年欠稅，朝廷太窮了。
魏廣德利用鑄錢，為朝廷增利，他也不得不想出讓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否則可不就被魏廣德比下去了。
可他要是清丈田畝，那就不得不面對黃冊戶籍問題。
天下到底有多少戶，有多少人口，又都分布在哪兒。
可以說，清丈田畝和清查戶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兒，可不能輕易進行。
而這兩點，又稱為推行一條鞭法最大的阻礙。
田畝和戶籍不清，一條鞭法就達不到目的，因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明朝的黃冊和魚鱗冊，分別記載全國戶籍和田畝情況，是朝廷征收賦役的依據。
魏廣德和呂調陽靜靜聽完張居正的想法，都有些猶豫不定。
問題，他們當然知道，可是黃冊和魚鱗冊都要進行更新，這耗費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簡簡單單動動嘴皮子的事兒。
但就是黃冊，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每十年重編一次，每次編制無不是要對地方官府進行動員，還要動員南北國子監上千監生參與其中。
也是因為太過麻煩，所以到了中期，黃冊就逐漸成了過場，許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黃冊，只是把其中登記的個人每人加十歲。
為此，當初杭州還鬧過一個笑話，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現上百個百歲老人。
但實際上，這些人許多早就不在了，只是編制官員圖省事兒，直接照抄了事。
清查田畝，找出隱田有利于分攤賦役，是“均平”，可如果連帶人口也清查的話，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但是人口涉及丁銀，難道就不查了
要知道，朝廷試行一條鞭法的口號就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查的不僅是賦，還有役。
“有一事，善貸可能還不知道，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覺得其中或許真有怪異之處。”
張居正又說道，“這還是隆慶五年南京報上來的事兒，那時候善貸還在老家丁憂。”
于是，在張居正口中，南直隸一樁陳年舊事就被翻了出來，在內閣里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