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節帥放心。”
馬待封拱手行禮告退。
等他走后，方重勇長嘆一聲，在書房里踱步，思考西北的民生問題。
大唐在河西乃至西域，本質上需要運行屯墾殖民模式，民即是軍，軍亦是民。在帝國衰落時，這樣的結構可以最大程度爭取戰略緩沖。
為了對抗沙漠化的惡劣自然環境，為了維持灌溉體系，為了對抗人數占優勢的草原民族軍事壓力，漢民需要摒棄小農經濟模式，進入集體所有制模式。
以“戍堡”為單位，進行軍事殖民擴張。每到一地，就殺掉或者驅趕原住民，讓內地的漢民遷徙至此。漢代以來經略西域，中原政權就一直是這么玩的。
一個戍堡也是一支小規模的軍隊，同時還是一個同吃同住，互幫互助的集體農莊。貨幣這玩意，在這樣的模式下不好使。
在絲綢之路興盛以前，很多時候這就是西北漢民的常態組織模式。只是當事人和當權者，處于后知后覺的狀態。還沒有總結出理論，也無法長期維持，更沒有細心研究利弊。
更要命的是，西北過于軍事化，會導致邊疆關系緊張，無故耗費國力。
絲綢之路的繁榮，改變了這種運作模式。而絲路繁榮秘訣，就在于商品經濟與自由貿易。到這一步，大唐可就不能說移民到一處，就把那里西域的原住民殺死或趕走了。實際上國力也不允許這么玩。
自開元以來，河西乃至大唐所控制的西域，就是在努力發展商品經濟，并因此而繁榮。
武威、敦煌、張掖等地，莫不如此。商品經濟的繁榮，極大加強了大唐在西北的控制力與向心力。這里的城旁部落，對于大唐的忠誠度，比幽州那邊高了幾個數量級。
比起單純的移民和軍屯，這種開邊模式無疑成本要小很多。
到底是要繁榮，還是要邊疆安全，或者是殖民開邊形成永久性的基本盤。這些選項有時候可以同時都要，但很多時候是非此即彼，只能選一個。
有舍有得，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存在什么萬全之策。
目前大唐的制度，還是以民族團結為主流，以絲綢之路為依托發展商品經濟，來加強對西域的控制。
西域的漢民數量并不多，也不是靠鐵血而殘酷的軍事開邊和殖民屯墾來穩固局面。
大唐朝廷和唐軍是靠著“有錢大家一起賺”的模式，靠著商業繁榮和輸出絲綢，來維持大唐在西域的主導地位。
然而這種模式也有缺陷，一旦大唐國力不濟，丟失西域丟失河西乃是必然。發展軍屯模式，可以垮得稍微慢一點。
無論基哥的出發點是什么，方重勇既然被朝廷任命為西域經略大使，那他就不能成為一個混日子的官僚。大唐如何穩固河西乃至西域的局面，是他的必修課。
方重勇覺得投筆從戎的班超，尚且能維持“犯強漢者者雖遠必誅”數十年。他這個有著千年見識，擁有無數前人試錯教訓的后來者，又怎么能一直茍且呢
可是在其位謀其事，這話說起來簡單，然而真正輪到自己身上的時候，便感覺肩頭重擔何止萬斤，壓得他腰都要直不起來了。
方重勇那因為熬夜而紅腫的眼睛，死死盯著墻上掛著的巨幅西域地圖。
唐高宗時期建立的“波斯都護府”，如今已經是阿拉伯人的地盤，具體來說，便是黑衣大食。
力有不逮便是如此，哪怕曾經間接統治過，一旦力量稍有衰退便會丟失。這是大唐所面臨的現實環境，非人力可以扭轉。
面對這些困難，方重勇也只能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
ys在西域傳播的第一個大高潮，如今已經是蓄勢待發，只等大唐勢力衰退。
這個趨勢目前來看是很難被打斷的。阿拉伯文明的迸發，是別人的內因在發揮作用，外部環境的影響為輔。也就是孫子兵法里所說的“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歷史上大唐的勢力退出西域后，又先后出現了吐蕃、大遼、西夏、西遼等防火墻，避免了當時羸弱的中原全盤ys宗教化。
蔥嶺以西的西域諸國，是對抗阿拉伯入侵的第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