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多商人的原因跟山西差不多，地狹人稠。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徽商中多巨富，更多的卻是那些自幼擔起重擔、行走四方的普通小商販。
徽州人挑著擔子，翻越崇山峻嶺，經六七十里徽杭古道走到杭州，再沿運河、長江闖天下。
他們一共闖出了四大門派，分別經營木材、茶葉、食鹽、當鋪等生意。
徽州山多樹林子多，他們先賣自己家木材，生意做大后又將四川、貴州、江西、湖南的木材走長江運到江南發賣，又把福建的木材走海路運到蘇浙皖賣，做中間商賺差價。
茶葉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茶號就是茶葉加工廠；茶行是批發商，茶莊是零售商；茶棧算金融機構，主要給大商號發放貸款、介紹生意，收取手續費賺錢。
徽商把茶葉整個產業鏈上下游都吃完了。萬歷十五年時就能年售350萬公斤茶葉。將來到清代時達到鼎峰，乾隆年光在北京就有上千家茶莊，從大城到小鎮，徽商幾乎壟斷了茶葉生意，賣松蘿、六方、毛峰、烘青、炒青、花茶各色茶葉。
著名的祁門紅茶暫時沒有，看短毛大統領啥時候有空發明吧。
位于黃山旁邊的宏村，就是茶商們修起來的村莊。村里首富那套房花了60萬兩白銀，不過那哥們是鹽商。說明搞食鹽才是最霸氣的產業。
鹽可以說是古代利潤最高的行業之一。鹽商這個行當，是晉商發家的第一桶金。
明朝有九邊，山西人靠邊吃邊，專給邊軍調物資拿鹽引作為回報。因為占地利優勢，徽商一開始時競爭不過晉商。
弘治年間，鹽法改革，允許8個總商買走所有鹽引，再轉賣給其他二批商。徽商當時有兩大優勢，一是在朝里做官的多，有靠山；二是兩淮鹽場離的近，于是徽商開始在鹽業一行反超晉商。
當時兩淮鹽場一年出140萬引的鹽，差不多價值1200萬兩白銀。利潤豐厚。
徽商們把握住鹽這一經濟命脈，趁著明中后期工商業發展的東風，又進軍棉布、典當、糧食、茶葉、文房四寶等生意，逐步做大做強。
徽商可以說是成于鹽也敗于鹽。他們太有錢了，沒辦法低調，“樂捐”之類的敲竹杠就難免了。
跟鹽業相關的各地官員也要時常孝敬，官衙里買根牙簽都要找鹽商報銷，買個擦屁股紙也要報一千兩銀子。短短的百十來年，鹽商們共“樂捐”3000多萬兩銀子。乾隆下江南的開銷大部分是鹽商所出；嘉靖年間白蓮教起義兩淮鹽商被捐輸了七百萬兩。
道光鹽法改革，徽州鹽商的壟斷經營權被取消，原來官商一體的包銷制被打破。再也不能從鹽業中獲取暴利。
態平天國時期又是最后一個暴擊，徽商虧損了三千多萬兩白銀。曾剃頭的軍紀就不用說了，“皖南及江寧各省，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就連本地的祁門紅茶，也因為干不過攪屎棍在阿三那邊搞的紅茶，也完了。徽商可以說是一次性衰落下來的，此后再沒恢復元氣。
相對來說，晉商還挺能扛，一直活到最后才被時代的浪潮掀翻。
再回過頭繼續說當鋪，這買賣能掙錢，徽商做的也大，觸角遍及全國。
“今徽商開當，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質庫擁資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縣，“新安富人，挾資權子母盤踞其中，至數十家。”
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資數百萬，典鋪數十處。”；徽州典商汪彥，資本數十萬，“大小伙計都有百十余人”；汪保通，治典于上海，當鋪規模極大，設分當，“里中富人無出其右者”；湖廣“汪朝奉開當于襄陽”；汪可欽“伯兄以高資行質于粵；許某治典江浙各地，資本數年百萬，“質物之肆四十余所”，管事及克廝役不下2000人；又有“吳老典”治典揚州，“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有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