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所謂的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實亡。
萬歷年間沈德符說“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
晚明時期，朝廷的海禁政策有過多次變化，時禁時弛，但隨著海禁的弊端和開海的好處日益顯露，打開國門可謂大勢所趨。
天啟、崇禎年間明代東南沿海先后經歷了葡萄芽、荷藍人入侵、鄭芝龍、劉香等大小海盜縱橫海上等事件，海洋秩序一度混亂不堪。
鑒于此，明朝廷曾多次下令沿海海禁。但隨著海洋秩序的恢復，不斷有人上書提議取消海禁政策。
崇禎年間，泉州民眾上書“為今之計，莫若弛禁開洋，給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獲安倉。”
他們建議朝廷徹底放松海禁，給海商發放許可證，如此一來，既能改善老百姓民生，又可以增加朝廷財政收入。
崇禎三年十二月一日，兵部尚書梁廷棟上書朝廷，請求“稍寬海禁，給引出洋，使十余萬眾皆得有所衣食。”
崇禎皇帝接到奏疏后下令“海禁之開，利害孰勝，仍令撫按酌妥以聞。”
也就是讓大家商議商議這個事情可不可行。
皇帝開口，負責此事的兵部立即將梁廷棟奏疏、皇帝旨意以及兵部意見轉發給福建巡撫熊文燦，巡按羅元賓。
福建巡撫熊文燦接到兵部公文的時間大概在崇禎四年正月，若干天后的正月二十八日，熊文燦正式將兵部公文以及自己的意見下達給了按察使司。
隨后巡按御史羅元賓也將兵部的命令下達給了按察使司經歷司。
按察使司接到上級公文后，立即將公文轉發給“兵、海、守巡各道”。要求各道議妥后答復。
然而就在地方官員探討放開海禁事宜之時，卻突然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崇禎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兵科給事中魏呈潤上疏提出六條建議，其中有一條為“酌洋餉以通商”。
不同于十七天前對梁廷棟奏疏的批復，崇禎皇帝針對魏呈潤關于開海的建議卻指示道“嚴保甲與開洋禁是否并行無礙該部從長酌覆。”
由于魏呈潤奏疏內第五條建議“酌洋餉以通商”事關戶部，應該由戶部對此作出議覆。
對此，戶部在崇禎四年正月十八日做出回應。先是指出通商確實利民利國，但是由于近年來海上勢力紛雜，而且朝廷還剛剛申明“嚴保甲以重比閭之譏察”，如果現在“開洋禁”，很有可能導致奸人作亂，勾結外夷。
所以戶部在經過商討后認為現在不宜徹底解除海禁。
得到戶部的回應之后，崇禎皇帝于正月二十一日下旨“開洋通商事宜，該部既稱不便，著照常禁飭。該衙門知道。”
他要求沿海繼續維持海禁。
接到皇帝批示后，戶部立馬將旨意下達給福建巡撫、巡按。
福建巡撫大概在崇禎四年三月接到戶部下令維持海禁的公文，并立即將此命令下達給福建地方官員。
這下，福建地方官員傻眼了。
前頭針對兵部尚書梁廷棟關于崇禎三年十二月一日寬海禁的奏疏，地方剛剛討論完。而討論結果是認為開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并決定取消海禁，允許出洋貿易。一切程序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之中。
可是現在地方意見尚未來得及匯報給朝廷，卻突然之間接到了朝廷繼續維持海禁的一紙公文。
福建地方官員做為既得利益者，自然傾向于開海，所以他們經過商討，向上匯報
1、取消海禁，允許出洋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