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北京
南方繁花淥水時。
北京的冬天才剛剛松動，仿佛一夜之間，毛白楊高高的樹枝上掛滿灰綠的柔荑花序。
這里的毛白楊多是雄樹，花時的每天清早,樹下都落下厚厚一層雄花花序,發出濃郁的青馥氣味，踩上去沙沙有聲,十分柔軟。
毛白楊高大、美麗，樹干上密布星星一樣的花紋，是北京最常見的行道樹之一。
在明朗潔凈的晴天，映照著陽光與高遠的藍天,也是很好看的。
十八歲的李君嵐,穿著一套半成新的灰色列寧裝，是她自己做出來的,褲子不肥大,上衣卻頗長,好在她是高個子,約有一米六八的身高，穿著一雙半成新的手工皮鞋，踩著一輛女士自行車從市府大院出來，向北京機械廠的方向騎去。
路過一個四通八達的北京小胡同時，路邊站著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沒有帥得驚天動地,卻有一種特別的氣質,看著冷淡又矜貴，當漆黑的眼珠子直視著你，不容拒絕，還有他很高，和他說話要仰起頭，站得近了，交流久了，脖子會疼。
當他聽到自行車的響聲時，轉過頭，面無表情，眼中是純粹的冷意，可當他看清了來人，就好像是冰雪消融般，春暖花開般。
李君嵐見了他，高興的將自行車路過他身邊時一停，也沒有多說話，只是將車藍里的飯盒取了給他，又將他手里的空飯盒一收，放回了車藍。
這一交接，只有眼神偶爾交流一下，沒有說話。
接著她一蹬自行車，就是兩米之外。
“路上小心。”成熟男人忍不住出聲提醒一句，如果不是他目前情況不大好，他哪只是嘴上說說。
“知道，知道。你也快些上班。遲到又是事。”李君嵐拐彎時，一回眸，留下一句，就消失在男人的眼前。
對，上班，李君嵐她是1970年的初中畢業生，就是去年的畢業生，同年就被父親安排進了廠。
李君嵐在家里蹲了一年后，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全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學生們開始了停課鬧革、命。
李父本就是市委宣傳部的干部，如今更是紅線上的大紅人，李母在婦聯反而開始不吱聲，對小閨女蹲著家里睡覺也是十分支持。
而李君嵐也不再心系于那些即將受破舊古董文物，不再孜孜不倦的去保護，她儲物空間里已經堆放著不少。
心態有所變化，沒有靈氣之物，她已經不是那么稀罕了。
就這樣子，李君嵐在家里呆了近兩年。
1967年10月14日，這個日子，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
那天，中ng中yang、國u院、中yangjun委、中yange革小組聯合發出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國家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于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
這個通知發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李君嵐便成了初一的新生。
復課后，北京市實行的學制是小學六年1974年以后改為五年，當年該上六年級的同學戴帽在原來的小學讀初一課程，次年轉入各個中學與前一級同學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復高中，高中兩年。
之前的初一、初二、初三生，在復課后沒上幾天課，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后來響應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
被陸續發到陜西、山西、云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農村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