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具體說說。”裴松仁和糜重交換了一下眼色。
“那我們從國企改制背景開始說吧，從9年開始，撥改貸，取消價格補貼等一系列因素直接導致了國有企業的成本迅速上升，加上工資成本的上升，在體制沒有得到實質性根本性的改變下，本身在適應市場經濟體系下的國企就要慢一拍，這種情形下就更難以支撐了。”
沙正陽帶來了一個厚重的檔案袋，隨手從檔案袋中抽出一疊資料來，其中幾張曲線圖遞給二人。
“你們可以看一看，我獲得的一組數據顯示，全國國有企業從76年的37.2%虧損面一直持續下降到了4年到之間的1%——13%之間，應該說成效很顯著，但那得益于76年以后推進改革開放初期對物資需求的放開帶來的一波高潮。”
沙正陽侃侃而談。
“但從年開始，國有企業虧損面又開始大幅度上揚，9年上升到了3%左右，前兩年略有下降，92年在23%左右，但今年預計會上升到27%左右，而且還有持續上升的趨勢，而這樣巨大的虧損面已經讓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些難以承受了。”
裴松仁和糜重都有些震動，他們沒想到沙正陽的介紹居然是從全國性的國有企業虧損面開始的，這個立意和取的角度不可謂不高，而且極具代表性和針對性。
“如果說單單是國有企業虧損面的提高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么還有兩個因素就使得我們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得不正視這個現實了。”沙正陽語氣堅定而輕松，信口道來，“第一是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崛起。”
“鄉鎮企業有著先天的靈活性，其低負擔成本足以讓國有企業在成本上望塵莫及，但其如果不解決產權問題的話，那么會日益受到國企僵化模式的影響，變成偽國企，要解決權屬問題，也就是實現股份制形式的私有化，這也就要說到私營經濟。”
沙正陽終于說到了關鍵問題上。
“私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已經越來越在這一類競爭性領域展現出其優勢，私營經濟的工業產值從19年的.1億元，增長到了去年的26億元，年增長率高達91.%，這還是在私營經濟無法在原料市場和融資上與國企競爭的前提下實現的，在這方面它們沒指望獲得和國企一樣的待遇，但哪怕是稍微放寬松一些，估計它們的增長勢頭會更猛，可國企怎么和它們競爭”
“今年7月，一位中央領導在中國農村外向型經濟研究會負責人座談時就談到了全民所有制企業用國營方式未必就是實現公有制最好的經營方式，產權不明晰，沒有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缺乏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最終導致缺乏活力，缺乏長遠打算，導致效益差，模式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