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引入法家和墨家，使得儒家掌握『德治』主教化，法家制定『禮制』主律法，墨家注重『民本』主農工，在分出三個內核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建立起屬于華夏自身的，全新的一種三權分立的政治階級統治模式出來？
斐潛不知道能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但是他覺得可以試驗一下。
三權分立，并不是西洋獨有的概念。
華夏古代就有，但是也和后世的近現代的三權分立有很大的區別。
周朝就有『三監』制度，甚至試圖用祭祀權牽制行政權，以史官監督形成當代事功加上歷史評價的雙軌制約，但是最終么，還是被周公推行的制禮作樂的體系所吸收。
漢代也同樣形成了三角形的博弈。皇帝和中外朝之間，然后加上了御史系統，不過也很顯然這種三角形在皇權獨大的情況下導致雙邊不穩。
在唐朝，以及唐朝之后，其實統治階級的中間管理層已經意識到皇權過大導致的危害性，連皇帝本人也心知肚明這一點，所以英明的皇帝都會有意識的抑制個人情緒，而偏向于理性的，多角度的解決國事之中出現的問題。
比如唐朝就出現了五花判事，宋朝的中書門下樞密院，明朝的內閣六部九卿等等……
但是華夏的三權分立，或者說類似于三權分立的維度和西方是有差異，也有相同點的。
首先華夏的權力來源，是從所謂上古時期的神秘天命，轉變成為周朝的祖宗血統，然后再到改變血統也可獲得的天子傳承，可以看出有一條非常清晰的傳遞脈絡，而對于西方來說，更像是原始部落的合議推選，橫向之間的選擇一個老大來當頭。
其次，因為其本身的來源不同，也導致了政治制度的目的不一樣。縱向的華夏權力，第一首要任務就是維持王朝的穩定，子傳孫萬萬代。雖然誰都知道這不可能，但是誰都想要多傳幾代。而西方主要就是利益保障，選取某人當老大，是因為某些利益的交換，當有新的利益出現的時候，隨時可以換老大。
最后，在華夏和西方的各種表面特征，權力機構名稱，分管職能不同等等現象的掩護之下，但是實際上其核心本質都是利益，或是權柄的爭奪。
不管是華夏的縱向權威，還是西方的橫向契約，都是可以歸納為一點，獨裁，或是壟斷，必然會出問題。而追求壟斷，或者叫做大一統，又是每一個公司，組織，國家等等的必然追求。
斐潛認為，將皇帝扯下來自己坐上去，那么無疑是將自己主動置放于舊有的輪回體系之中，屠龍勇士轉職成為惡龍，然后等待下一個屠龍勇士的到來。
或許三五百年，或許時間更短。
所以斐潛就設想，華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同時引入法家和墨家，分別讓儒家負責德治和教化，法家制定禮制和律法，墨家注重民本和農工，然后推衍這樣的制度，會有什么演變，及其對古代華夏發展有沒有什么新的意義？
斐潛一度想過，要約束皇帝的權力，但是隨后他在青龍寺的建設和討論的過程當中發現，實際上華夏之中，還有一個隱形的皇帝，那就是儒家。
于是斐潛就開始思考，如果歷史上儒家沒有成為主導思想，而是與其他學派結合，華夏的發展會有何不同。
有了這樣的前提，斐潛需要的就不僅僅是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希望能有一個系統的推衍，包括制度演變的具體階段、各學派的分工協作、可能的沖突與融合，以及對華夏后續經濟、科技、社會結構的影響。
于是乎，斐潛就回顧了歷史上的儒家、法家、墨家的核心思想，以及它們在實際歷史之中產生的影響。
墨家幾乎是被法家和儒家等，再加上統治階級聯手干掉的。
畢竟原本墨家的思想實在是太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