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二日］三司節略卻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彩帛文字，卻奏請為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要彩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于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于殿檻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于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十二月二十五日］知太原府劉庠言夏國與董氈結親。上曰：“夷狄合從亦可慮。”王安石曰：“但當修政刑，令中國安強，夷狄合從非所憂。”上曰：“孟子言‘小固不可以敵大’，合從則大，大則難制。”安石曰：“孟子所謂‘小固不可以敵大’者，謂地丑德齊者言之，故齊以一服八則不能。若克修其政刑，則王不待大，故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復計小大？”又為上言：“唐回紇合從犯中國，郭子儀以一言伐其交。陛下能用郭子儀之徒為將帥，則夷狄之交固可伐而離之也。”上曰：“郭子儀豈易得？”安石曰：“有天下之大，所患者非子儀之徒難得也，要分別君子、小人而已。”又為上言：“曹操與袁紹相抗，紹地大兵眾，操寡弱，自不敢保勝紹。然荀彧逆知操必勝紹者，以操明勝紹、機勝紹、決勝紹故也。”既而安石又白上：“王中正言：“郢城嘉卜力足敵董氈，董氈與夏人結婚，欲以兵援送，借道于嘉卜界內。嘉卜以為夏、董交婚，即我孤立于兩間，素與董氈為讎，必被攻襲，明告夏人：‘如此我必歸漢。’亦遣人至王韶處，王韶未敢許納。臣以為宜令韶相度事機，以利害諭董氈令絕婚，宜聽，因可以施德于嘉卜，收異時之用。”上以為然。文彥博請召王中正問狀乃行下，許之。
［是月］董氈用舊事貽公弼以書，且稱敕，公弼卻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氈自是不敢復稱。
［正月五日］王安石請增三司吏祿，上批：“增祿費多，所減吏又未可遽減。”令安石再相度。安石言祿不可不增，又言不患乏錢之理。安石以為：“初，市易行倉法，用萬八千緡，以故收市例錢九萬緡，方以次修法，市例所收未有紀極，而團并綱運、減省上供所省牙前酬獎，止京東及成都兩路歲收已一百萬緡，即吏祿不患少可知。”上從其請。安石又言，天下吏人當盡為之賦祿，上以為然，曰：“但患役法未就，未有錢應副耳。”
［正月十一日］先是，復圭酬獎將官李克忠金湯戰功，樞密院言：“金湯之役，復圭盡取趙余慶所得首級系之克忠，其自洛河川歸慶州，克忠兵又中道為敵沖斷，有當時轉運使孫坦體量狀及知延州郭逵奏具在。”上怒復圭詐妄，王安石獨明其不然，曰：“復圭雖得罪，克忠等功自當賞。”上曰：“余人已賞之矣，克忠乃別坐罪。”安石曰：“案復圭札子論一行將官等，不為克忠一人，就令克忠一人有罪，罪自論罪，功自論功。陛下斷克忠罪太重。克忠不合取番部甲，原情固與取玉帛子女入己不同。克忠所以獲罪太重者，正坐平時人浸潤復圭，以為阿黨克忠，克忠無能，又作過壞邊事，故常含怒以待之。適會事發，故特被重斷。且陛下為人浸潤游說所誤，非但此一事。如王廣淵慶州兵變，廣淵撫定有功，乃降兩官。如種診得朝旨令通消息與西人議和，惟不合擅牒韋州，原情有何深罪，乃追一官，又追奪候二年與合門副使指揮。始時眾議紛然，深咎種診，以為當令分析者，疑此事出于廣淵故也。及分析到，略不干廣淵事。陛下以人言眾，遂行遣種診如此。論者謂種診緣貪功故累國體，臣愚以為妨功慢命，即不可容，若趣赴政令，務成事功，縱有過失，豈可深罪？”上曰：“當時方欲與西人議和，種診遽牒去，恐西人因此更旅拒。”安石曰：“臣愚以為若中國自修政事，西人和與不和非所議，縱度時宜欲與之和，何患西人旅拒？陛下斷王廣淵、種診罪如此，杜純親被旨勘王韶事，陛下無故與轉一官，固已非理，及其奏報欺謾，皆杜純奏狀內自見，非因人媒孽糾摘，然陛下遲疑，令候服闋日行遣，臣力辨論，然止于沖替而已。不知陛下謂種診之罪與杜純孰重，原兩人之情，孰為欲沮壞政事？”上曰：“種診但欲了事耳，有何罪？”安石曰：“如郭逵之罪固不可與王廣淵同日而論，王廣淵降兩官，郭逵乃止降一官。”上曰：“為宣徽使重故也。”安石曰：“宣徽使非郭逵所有，乃陛下所與。茲為天官，天官重則報禮亦宜重。今逵乃敢如此，而陛下譴之止于如此，何足以馭群臣？人固有恥其君不如堯、舜若撻于市者，如此等人豈有肯為不義，煩陛下威怒？如逵者，乃曾盜官肉決杖，豈可以待有道君子之道待之？惟知畏懼，乃可驅使。陛下以為逵材亦可用，故愛惜之，不欲深責，臣恐但長逵驕陵，不復為用。”安石言此，大抵專為復圭地道也。既而復圭乞降御史所言分析，上曰：“已委官體量，虛實當自見。”安石曰：“但札與令分析，若有理，固陛下所欲聞；若無理，即復圭更有上書不實之罪。”上乃許之。其后安石又請以復圭所分析事狀送建中等，上亦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