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茍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茍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茍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圣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涂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后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茍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后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愿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茍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后，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
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愿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茍能，則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愿陛下勉之而已。